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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的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改变时间的话，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真的能像科幻电影里那样，穿过时间隧道回到几百年以前，或者去到几百年以后，那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时间真的会改变吗？不可想像。
回到现实吧，今天多度过了七八个小时，几天后回到北京后的那一天就会少七八个小时。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是一维的，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是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和生活的指挥棒和试金石。除了时间以外，世界上没有绝对平等的事物，只有在时间面前，一切事物才显现出它的平等本色。
……
时间的权威性、残酷性已充分地体现在编制《申奥报告》的过程之中。是时间的权威性逼迫我们废寝忘食，透支体力，预支生命，同时也造就了我们钢铁一般的意志；是时间的残酷性挖掘了我们超人的能量和才华，使我们集中了千万人的精华，吸取了中华民族的经典，创造出惊人的业绩。
28、夜坐瑞士小餐馆
当天晚上，我们按计划顺利到达了瑞士洛桑，住进了事先预定的酒店。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再检查一下《申奥报告》，看她经过一路“辛苦的”国际旅行是否受到影响。我打开纸箱，揭开黄色的绸布，《申奥报告》和一套保证书原件静静地躺在盒子里，封面上的“宫墙红”在异国他乡看着格外的亲切。
刚收拾好，就听见电话响，是王伟秘书长，他说：“有点饿了，咱们去外边找点饭吃吧。”
我说：“好哇，咱们先考察一下瑞士的夜宵，喝一杯瑞士的啤酒。”
我们几人一起来到外边。夜晚的洛桑和北京完全不同，街道上几乎见不到人，车也很少，安静的出奇，像是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但这个“山区”是豪华的，街道非常干净，空气也格外的新鲜。饭馆不多，也许是太晚了。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后，又返回到饭店旁边的一个还在营业的饭馆。里面设施很考究，灯光很柔和，人很少。只有两三对年轻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在窃窃私语；一位老人自己在喝着啤酒，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碟子，里面有一点小吃。这里是和国内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我们坐下后，高个子的男服务员走过来，很有礼貌地招呼我们，我们要了沙拉、意大利面条、几杯啤酒。大家举起啤酒杯，轻声地碰了一下，祝贺我们顺利到达瑞士。在这样的环境里，是不宜大声说话的，入乡随俗，我们是代表中国人的风貌，要体现中国人的教养，要不怎能申办奥运会呢！
此时，在祖国的亲人还在凌晨熟睡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却在阿尔卑斯山下的瑞士小餐馆里品着啤酒，聊着天。我心情很放松，旅途也没有感到很累，几个月来的忙碌，似乎已经很遥远。
29、《申奥报告》亮相瑞士洛桑
第二天，1月17日，上午10点整，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和王伟、袁斌、杨采奕、何川一起，来到国际奥委会总部二楼执委会会议厅，国际奥委会候选城市关系部主任杰奎琳·布拉特女士代表萨马兰奇主席热情地接待我们。
双方在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的画像前进行了交接仪式，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唯一的递交《申奥报告》的留影，但已没有了底片。因为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唯一的底片，回北京后被奥申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借去用，一直没有还回来，他们说丢了。
当杰奎琳·布拉特女士代表萨马兰奇主席，从我手里接过北京《申奥报告》，放在桌子上，轻轻打开包装，露出《申奥报告》的封面后，我看到杰奎琳·布拉特女士第一眼看到“宫墙红”时那种惊喜的表情和眼神以及赞不绝口的语言。我知道，“宫墙红”已倾倒了国际奥委会，它也必将倾倒世界，世界必将接纳“宫墙红”，“宫墙红”必将融入全人类！
杰奎琳·布拉特连声说着：“Very good！ Very beautiful！”她对《申奥报告》独具风格的装帧设计和版式颇为赞叹，并一直拿在手里不时地翻看。整个交接仪式始终充满着友好和愉快的气氛。
仪式后，双方在执委会会议厅进行了简短的工作会谈，并就二月份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到北京考察等有关事项进行了商谈。
递交《申奥报告》和会谈结束后，我和王伟在国际奥委会总部一楼大厅，一起接受了新华社等记者的采访。
下面是当时新华社记者严明、陆大生1月17日从洛桑发的新闻稿中的一段话：
“递交《申奥报告》后，北京奥申委秘书长王伟和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申奥报告》总编室负责人孙大光接受了记者采访。
王伟说，仅600页的报告是北京奥申委4个月努力工作的结晶，期间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中央各部门的支持。他援引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的话说，《申奥报告》是一个宝贵财富，对北京的各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审视，对北京今后的工作也是很有用处的。王伟激动地说：‘我今天能够代表北京市人民把《申奥报告》送交国际奥委会，有一种使命感。我们走出了一步，后面还有更艰苦的挑战。我们奥申委已经准备好去迎接2月份国际奥委会的评估考察工作，以进一步完成全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孙大光感慨地说：‘编辑《申奥报告》的过程充满甘苦，也有不少感人的事情。报告凝聚了众多同志的辛苦，集中了社会各方面的智慧。递交《申奥报告》是今年第一个大战役，标志着北京申奥工作又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随后，我们参观了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旁边的奥林匹克博物馆。
走出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辆货车和两辆小车停在国际奥委会总部门前，几个工人正在从货车里往外搬纸箱。我们看到纸箱上写着：“Paris 2008”。
30、来自国际体育组织的反馈
2001年二三月间的一天，我和几个同事正在办公室开会，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的吕圣荣女士来了，她是刚刚从国外回来，没回家，直接先到新侨饭店来了。进屋后，她就高兴得过来和我拥抱：
“大光同志，非常感谢你们！祝贺你们的辛勤劳动成果，编了这么好的一套《申奥报告》。”她说：“这次在国外见到的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致认为北京的《申奥报告》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在五个申办城市中都是最好的，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绩，又使人感到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深远意义。见到我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向我表示祝贺。说北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她还告诉我们：她所在的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在开会期间，工作人员还自发搞了一个小活动，让大家自愿为五个城市的《申奥报告》无记名投票。结果，与会者几乎把票全部投给了北京。与会者纷纷祝愿北京好运。她说这次我在国外是最高兴、最激动的一次，所以真的感谢你们出色的工作成绩。
听到这样的反馈消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是最大的奖赏。吕圣荣是我们尊重的老大姐，我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吕。她高高的个子，烫着一头长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靠着自己的勤奋工作和女性特有的细致，以及她出类拔萃的英语水平和外交能力，她这个“不会”打羽毛球的女士，征服了所有国际羽联成员，被选为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足以证明她的功底。她的成就也为中国女性们争了一口气。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她在北京申奥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认识多年了，她是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的干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科班出身。因为爱人在北外工作，她的家一直在北外的家属宿舍，上班在国家体育总局。所以她每天都要乘公共汽车往返于北京东南城的龙潭湖和北京西北的魏公村，要转三次车才能到单位。她几十年如一日，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了一辈子。但她总是很精神。如今，她已经退休在家，但还是经常出席一些国际会议。还经常参加北京2008年奥运会组委会的工作。
同样的反馈和表扬还来自德高望重的何振梁同志。
何振梁同志曾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后来在国际奥委会担任执委，接触的委员更多、层次更高。也是在2001年三四月间，他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回来后，在北京奥申委执委会上，通报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各方面，包括萨马兰奇等重要人物对各申办城市《申奥报告》的反映：一致认为北京的《申奥报告》无论是内容，还是装帧设计都是最好的。他在会上还特意表扬研究室和《申奥报告》总编室的工作。
后来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在谈到《申奥报告》时，他表示，非常感谢大光同志和他领导的总编室，编制了一套非常优秀的、高质量的《申奥报告》。这个节目播了好几次，我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和战友看到这个节目后还打电话向我祝贺。
事实上，何振梁同志不仅非常重视《申奥报告》的编写工作，并且亲自把关，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正是有他们这些老领导、专家把关，《申奥报告》才能克服困难，圆满完成。
还有国内外的很多朋友和帮助过北京申奥的外国朋友，也纷纷以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写信等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北京《申奥报告》的赞扬。北京的一位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人来信说：“《申奥报告》全套三卷书，英、法双文字，共596页，没有发现一处明显的错误，这在编辑工作中也是罕见的。”
31、一个小遗憾
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奥报告》后，为了使《申奥报告》的内容便于阅读，我们拟在《申奥报告》基础上，编一本《“申奥报告”压缩版》，寄送给国际奥委会委员和有关人士。奥申委领导都很赞同。但这时有人提出，最好由外国人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