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珺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含文艺）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此言不虚。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罢黜”并非用暴力强行禁止，而是用高官、厚禄、名望等政治资源诱导，恰如唐太宗以科举功名诱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以降，吖刁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孔门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概念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们更需要“道”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合道性”，即1egitimacy）。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滕文公’下）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而更多的是“入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而唐代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朝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李珺平则将“势”与“道”的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们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是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这些门客们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客卿客将）对于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有颜斶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卷十一）。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们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而据《史记》所载，孟尝君待客，有一人背着火光看不清各人盘中盛的是什么，以为自己比别人低一等，大怒，辍食而欲去。孟尝君连忙起身请他看自己吃的是啥，以致此客羞愧自杀。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而为智伯谋杀赵襄子，并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孑L。燕王为招贤而筑黄金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引得千载之后的陈子昂怆然而涕下；你看刘邦这个无赖出身的主子，与项羽争天下时筑坛拜将，对韩信这样的客将是多么“恭敬”！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们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名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能够“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入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定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赢，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时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枭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在那个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去，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特征。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是“皇上”的“上”而不是“上苍”的“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小一些层面讲，人们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为人帝王彀中而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在二十世纪的“文革”中竟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亿万人争表忠心的丑剧；而此前便已存在的，比如直截了当地宣称知识分子应当做依附于工农之皮的毛，文艺、教育都要为政治服务，显然都带有“门客”文化与“致用”文艺观的胎记。只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们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部分，不必依附谁；才将文艺方针修改为“两为”，教育方针修正为“三个面向”。这一切表明“门客文化”是多么源远流长，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自从出了朱皇帝
■ 陈梧桐
夏玉润同志经过二十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朱元璋与凤阳》，以朱元璋在风阳的活动为轴线，采用糖葫芦串的结构形式，依次叙述明代以前凤阳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和起义初期的活动、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明皇陵和祖陵的营建与管理、凤阳府和中都留守司的变迁、凤阳移民的构成与分布等，以点带面地反映凤阳几千年来特别是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史著作。
夏玉润同志原在安徽凤阳县文化馆从事音乐工作。“文革”后期，他有幸结识下放风阳“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王剑英先生，听他讲述朱元璋和明中都的兴废，不久又得到一部王先生的专著《明中都城考》油印本（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改名为《明中都》），从而对朱元璋和风阳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文革”结束后，夏玉润同志便萌生撰写《朱元璋与凤阳》的念头，着手有关资料的搜集与挖掘工作。二十多年来，他不仅利用各种出差机会，到北京等地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而且抓紧每年寒暑假陪夫人返沪探亲的宝贵时间，到上海图书馆披览有关的正史、实录、政书、方志、野史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