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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与
1719年，一位旅居中国广东多年的名叫魏金森（James Wilkinson）的英国商人自中国携归回欧洲一部罕见的译稿。魏金森去世后，这部译稿在英国主教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的帮助下于1761年在伦敦问世，很快风行一时。1766年，该书的法文、德文译本同时问世，第二年又有荷兰语译本。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知名于欧洲的长篇小说——我国明代小说《好逑传》，一部在十七世纪的“十大才子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流行小说。
《好逑传》还是一部在中德文学交流史上享有特殊地位的著作，因为它曾经在德国文学的古典时期引起魏玛文豪歌德和席勒的注意。尤其是席勒，还曾一度计划改编《好逑传》。1766年，德国纽伦堡的学者克里斯托弗·戈特利普·冯·穆尔（Christoph Gotflieb von Murr，1733…1811）从英文转译《好逑传》为德文，题名为《好逑传或好逑的愉悦的故事——一部四卷本中国小说》，在莱比锡刊行。该书660页（其中附录占了172页），小三十二开。笔者在国内的时候，对该书神往已久。最近，此梦得圆，笔者有幸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善本书部借阅了此书。虽然穆尔把出自诗经中的“君子好逑”误为人名，但从他详细的注释可以看出，他翻译此书是十分认真的。作为在德国第一个翻译中国长篇小说的人，穆尔得以在德国汉学界名留青史。
席勒关注《好逑传》却是在译本问世后快三十年的时候。1791年席勒开始与德译者穆尔相识。1794年7月5日，穆尔将《好逑传》德译本寄赠席勒，并在扉页题词：Celeberrimo Vati，D．SCHILLERO d．d．q．interpres；d，Iul．1794。对穆尔的赠品，当时席勒因病未能及时回复。次年4月18日，穆尔从纽伦堡再次致信席勒，问及是否收到赠书，5月5日（卫茂平在其著作《中国对德国影响史述》中误为3月5日）席勒从耶拿回函致谢。
1796年1月12日，席勒和歌德谈到这部小说，歌德在当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谈及中国小说”的记载。席勒对穆尔三十年前的翻译并不很满意，认为已经过时，他想重新改编此书。1800年8月29日，席勒致信柏林的出版家翁格尔，推荐《好逑传》，说该书虽已被读者遗忘，但却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值得重新让它焕发活力。席勒表示自己愿意改编这部小说，并作精简，他将重在传达小说中的精神，不知翁格尔的夫人主编的《小说杂志》愿意刊载否。次年3月14日，翁格尔复信席勒，同意其计划，问席勒何时可以交稿。4月7日，席勒最后致信翁格尔说：“中国故事还是会呈上的，但具体的时间尚不能确定。”这年7月11日，翁格尔再次来信催问我们的文豪何时能够交稿，可惜席勒这边却一直没有下文。
另外我们还从席勒往来书信中得知，他所收藏的《好逑传》译本还一度成为友人借阅的对象。1801年10月29日，魏玛的艾克罗夫施泰因伯爵夫人（Henri，ette VOB Esloffs~in）致信席勒，借读《好逑传》译本：“尊敬的宫廷顾问先生，您能否把您在歌德处谈及的那部中国小说借我一读。我请求您并事先对您美好的回音表达最衷心的谢意。”我们也从同时代人的书信中确切得知歌德当时也对这部中国小说相当入迷，如威廉·格林在1815年10月14日在给其兄亚可布·格林的信中说：歌德在阅读和解释《好逑传》。
虽然席勒在《小说杂志》上刊载改编《好逑传》的计划流产，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改编计划。在1803年和1806年的预算计划中，席勒两次将改编《好逑传》列入议事日程，分别希望从中获得300或200塔勒的收入。可惜席勒对《好逑传》的改编仅仅开了个头，只留下了头几页的草稿。今天，这个草稿读者可以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全集（历史批评版）第十六卷中读到。如果我们将席勒留下的改编手稿和穆尔的翻译作一对比，可以很容易看出席勒对穆尔冗长的翻译文字作了精简、调整和润色。席勒的改编堪称朗朗上口的德文文学作品，完全没有翻译的腔调。1926年，德国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终于直接从中文翻译出了《好逑传》，标题改为《冰心和铁中玉——一个美满结合的故事》，虽然圆了翻译梦，但文豪席勒百年多前的改编梦想却并没有实现。
关于穆尔，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806年曾在哈勒出版了一本由科克勒尔（1扩naz Koezler）撰写的《中国犹太人史论》的著作，可见他对关于中国的研究还是很钟情的。
两百多年过去了，穆尔题赠席勒的《好逑传》译本是不是还保存完好呢？2001年出版的《席勒全集》国家版第三十九卷《书信》第二部《给席勒的信1801年1月1日至1802年12月31日（注释）》的编者在注释穆尔题赠席勒《好逑传》译本时，对虽多方查找，仍不知该书的下落，深以为憾。但笔者从新近出版的《席勒全集》国家版第四十卷《席勒日历及席勒藏书》（2003年）中高兴地得知，此书犹存人间。1857年，落入魏玛书商手中的席勒藏《好逑传》译本被拍卖，十九世纪末该书流入德国埃尔福特普鲁士皇家图书馆，1983年位于魏玛的德国古典文学国家研究及纪念馆（即现在的魏玛古典基金会）购回此书。历经辗转，席勒藏《好逑传》译本又回到了它应该留在的地方。
门客情结：秦汉士人心灵深处的病灶
■ 董云龙
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柏杨称之为武则天时期“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的由酷吏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马树全注译本），他对专制文化的深刻体悟与坦白表达，对于我们认识人性邪恶的一面及其在专制条件下可能肆虐的程度，极富震撼力。近来读李珺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游民、门客、士）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最“小”，研究的是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珺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叩刁客”最典型的“交集”（重合部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聂政、荆轲式刺客，侯赢、朱亥式侠义客，吴起、庞涓式客将），也不是文士（毛遂、苏秦、张仪之类辩士，荀子等“不治而议论”即专事讲学的“稷下先生”），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李著的“门客”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鹊之志”，揭竿而起时鼓舞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两个枭雄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熟谙社会隐规则，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主张“良知政治”的当代政治家哈维尔说得透辟：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在专制社会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也有反叛之心。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的大太监赵高（他作门客的才华不在汉奸胡兰成之下，据《汉书·艺文志》载他著有铲《爱历六章”》），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珺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从帝王的庙堂到西门庆的大宅），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者，显然包括“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的冯谖之类门客。而王学泰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裙平二人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人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在当代的巨大影响力不知是这种游民文化的余绪还是发展。李珺平则是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吖刁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珺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