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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作为一个地级市政府的学者式官员，《经济微言》的作者刘宇赤先生正好利用“地利”之便，站在这样一个中间位置上思考经济政策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仅有宏观体制与微观主体两个环节不行，同时少不了作为连接宏观体制与微观主体之间的政府经济政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说宏观体制搭建了平台，微观主体企业是平台上演戏的主角，那么，政府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就扮演了导演的角色。《经济微言》一书的特色恰在于围绕经济政策研究做文章。一方面，作者以其较为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与智慧，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根据经济实践的需要，探索既适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同时又适合中国或地区具体情况的经济政策，以指导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对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经济实践活动的观察，对各项经济政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与效用发挥进行深入思考，并发掘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东西，探索实践表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并试图将这些规律上升到经济理论层面，以充实相关理论，使之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经济政策制订与实施。正因此，我们可以说，《微言》站在中观层面、以经济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当下的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与视野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围绕将经济理论落实到经济政策，围绕经济政策，从《微言》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经济学界很少提及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学界经常谈及投资结构的优化，而在作者的笔下，优化投资结构在政府政策指导层面已经逻辑地细化成“投资主体：变单一为多元；投资规模：变随意为科学；投资机制：变无序为有效；投资方向：变盲从为合理”的工作要求。（《优化投资结构刍议》）；而谈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者更是从一个经济政策制订与实施者的角度发现：“粮食总量：忧少也忧多；市场杠杆：调满也调缺；政府作用：推进也推退”。而作者的这些论述已经被经济实践所证实。
在将对经济政策运作与效果的思考上升到经济理论层面上，《微言》的作者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正因为这些工作建立在经济实践基础之上，使得作者在论及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不受“科班经院式”的条条框框限制；对经济现象的评述，不受“当局者”的政绩功利影响。比如，经济学总习惯将农业部门作为落后部门，经济理论研究也多将农民作为观念落后者，而作者通过其对农村经济政策实践的观察却认为，“由于农民是作为个体参与市场经济的，其思想观念的更新又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城市，企业职工乃至机关干部是以整体的一部分参与改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改革的要求，不如农民的感受那么深刻、那么具体，因而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可能落后于农民，如‘姓氏’忧虑、‘公私’争论、官位意识等等。可以说，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城市干部职工解放思想有着不可置疑的先导作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再比如，一般经济学者抽象地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转换，而作者却通过亲身体会深有感触地写道：“转换经营机制，没有企业内部动力不行，但只有这一个动力也不够。因为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原来被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着，放权的主动权不在企业手上……矛盾之所以难于解决，症结在于政府部门迷恋于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运行机制，习惯于命令、指挥，不甘于做服务工作，特别是有权就有利，放权就等于既得利益的损失。摆不上桌面，而又实际存在的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使得政府及部门转变职能的难度更大，并且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企业改革，有的甚至成为企业转换经济机制的障碍因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对政府的要求》）
当然，作者书中也有一些看似纯粹的经济学思考。但由于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务实者的背景，也使得这些纯粹的经济学思考的文字更贴近历史与现实。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微盲》作者在做学问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作者在《自序》中坦承：“文稿中有些观点和认识，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但却带有‘历史’的痕迹；也有许多见解和立论现在看来不言而喻，但在当时还需要一些勇气；还有不少想法和预见在今天或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依然有些意义。”由此引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认识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主导因素是为政还是为学？为什么说出不言而喻的东西反而需要某种勇气，甚至于要承担一定风险？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涉及地方干部素质，深层次的原因存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职能、权力等政府架构模式之中。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并不算长，其间经济学、政策学等学科在基本学理层面并无太多变化，但其间相关政策的变化却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难断是非，尤其某些学者、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之间有意或无意的“合谋”行为更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或混乱。这一切都在作者的文字中有所反映。
整体上看，《微言》值得我们一读，尤其值得经济理论工作者一读。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曾经批评主流经济学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为它离社会经济现实太远。因此，他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建立“直面现实”的传统。这大约也是《微言》客观上提供给所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大义”吧？
长篇短制 俱见文心
■ 唐元明
钟叔河先生曾以视野特出、洋洋大观的“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精妙的叙论（后结集为《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赢得学术界包括钱锺书、李一氓等大家的广泛赞誉，同时他又以独特的眼光、过人的功夫，主持编辑出版“周作人选集”、“凤凰丛书”、“明清小品选刊”、“现代作家序跋集”、《曾国藩全集》等文化晶位甚高的图书而为书界示范，并荣膺韬奋出版奖。此后，他复以文章名世，《书前书后》《钟叔河散文》《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偶然集》等思想与文采兼胜的佳作络绎而出，为读者所悦赏、所称道。其中，《念楼集》、《学其短》两部晶类有异而皆属隽永的文集，因笔者有忝任责编之缘，亲承謦软，频奉手泽，沐浴文气，领教作风，别有一番心灵的感动、精神的提升。
（一）
钟先生“出道”颇早，在新中国曙光初照之时即供职于《新湖南报》社（社长为李锐），彼时可谓满腔热忱、议论风生、“誓为人民鼓与呼”。然而，“错就错在有思想”且耿介直言，因而他于1957年乃深陷“反右”之网，困厄几近三十载。也许正是由于长时期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转使他志愈坚、思愈深、情愈炽。因此，当他从苦难牢笼中挣脱出来后，即以凛然的风骨、卓异的胆识，精心“为人作嫁”，惠泽学林；同时写出一篇篇真情弥满、别具识见、简劲味永的道德文章。《从东方到西方》中那些系统论述中国近代有先知先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长篇宏论，视域恢阔，史论兼擅，笔力雄肆，自不必说；即其长短不拘、随篇陈义、温火相济的“散淡之文”，亦足见其思想锋芒、性情所钟、文心蕴蓄。
《念楼集》最是明证。该书精选作者近十年来新撰的文章一百零四篇，内容涉及地域文化、近现代人物晶藻、佳什赏鉴、出版之道等，凡此种种，莫不以见广识深、文笔练达而出彩。如《沿着岷江走》一文，由“江”、“河”溯往谈起，揭示岷山是“江”的发源地，岷江乃“江”的源头；由“蜀江水碧蜀山青”养沃的成都平原，感念起秦太守李冰父子的不朽之功；进而感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样的秀水和沃土，才养成了先秦时三星堆的艺师、秦朝都江堰的工役、汉时司马相如、卓文君这双才子佳人、三国时诸葛丞相北伐南征的将士、大唐李白和杜甫这对照亮千古诗坛的双子星、宋时眉山的“一门父子三词客”。且地灵与人杰往往交相辉映、互为辅翼，遂使物力与人文各臻其美。因之在敬畏人的创造力的同时，更叹服逝者如斯的时间之力——“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一切，石头，历史，还有伟大而渺小的人类”。
《看成都》一文，由清末蓉城名土赵熙手书的“诗婢家”小小匾额，引发出陈三立、陈衍等著名清流结社吟诗、讥刺庆亲王和贝子载振父子的荒唐事，以及“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方尖碑等洒满血泪、浸润风流的种种故实，慨叹昔日羁留此地的杜子美，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时，尚写得出“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泡红蕖冉冉香”这样的清词丽句，而今耳目所接，多为俗媚和喧嚣，醇厚古风、文化脉息何其微弱！接下来的几节“公菜馆”、“祖龙居”、“读竹苑”，续写老成都的名物胜景、流风余韵，笔端盈情，如数家珍，令人低回。
对于百余年来无数人服膺（包括毛、蒋等大人物）的乡贤曾文正公，钟先生自然颇感兴趣、关注已久、富有见地。他濡染曾氏自是早年，然于1980年倡议新编《曾国藩全集》，以及后来亲自编注《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等，频频触发，迭有所感。如《曾家的“两地书”》，细致剖析文正公悉心教导弟国荃、子纪泽纪鸿，如何历练意志性情、领兵御人、读书做文乃至家庭琐事等，都语重心长、切实明示，这样的心性气度何其了得。钟先生遂写道：“有人奇怪，曾国藩以‘秀才肩半壁东南’，统大军与洪杨决战时，何以还有工夫写家信指示‘报（曝）笋’、‘椿麸子’的做法。殊不知治平之道正以致知格物为基，通晓人情洞明世事才能办大事……若宋徽宗智商非不高，但做道君皇帝专谈玄言妙道，连虱婆子都不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