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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它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深层次看，其规则的言说、界定、建构，是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使命所在，存在的价值、意义所在。奉行独立办刊精神的《博览群书》，在这一潮流下担当的不仅是媒体责任，而且以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身份介入其中，高扬学术大旗，彰显社会良知。
记得2002年初秋的时节，我意外地接到《博览群书》杂志社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向农民道歉》一书的出版情况，并说希望我社配合，刊发一组评论文章。得到这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创办的书评媒体对我们西北大学出版社所出图书的关注，着实让我惊喜，惊喜我们的期待有了回应。一时间，从我们策划出书以来就存在的孤独、落寞感退隐了，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然而，很快我就恢复了冷静——按照以往的惯例，开口问道：需要多少钱？没有想到，我得到了很不客气的回答：我们杂志只做自己想做和该做的事情，做这种事情出于责任，并不是你给钱我们就做，你这样问话，对我们独立办刊精神是不够尊重的。这个回答使我初步认识了文化产业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的《博览群书》。我感到兴奋，继而感到惭愧。电话的那边接着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社会给予的重视并不够，《向农民道歉》的作者有非凡的勇气，他喊出的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话题，而且是一个历史的、沉重的话题，是一个涉及现代化进程中九亿农村人口政治安排、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改进的话题，一个基层干部在压力型的工作格局中不为自己的“政绩”考虑，而是和农民站在一起，为农民的生存、利益呐喊，这能不让我们重视吗？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自己的社会存在。最后我得知，对我说这番话的是《博览群书》的常主编。
《向农民道歉》是一本干部驻村手记，讲述的故事以农民打砸乡镇政府为开端，这个开端是敏感的；同样，故事以向农民道歉结束，深入地看也是耐人寻味的，它揭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三农”、乡村治理体制和基层民主政治、现行体制下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等诸多的问题。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引起关注，《博览群书》决定组织由作者、党政官员、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共同对之展开讨论；而对这个讨论的把握，来自体制内部的党政官员的声音又是重要的。为此，常先生专程拜会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同志。
一个月后，《社会各界看向农民道歉》的评论特稿刊登出来。张全景同志、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栗战书等同志为代表的党政官员在文章中，对本书和书中讲述的马银录同志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一个人向农民道歉的声音得到了传播和放大。在随后一年左右，近三十种报刊五十余篇文章，对该书报道、评论或转载，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也多次对作者进行专访。在地方基层政府的决策层也引起了回应。据湖北省委机关刊物《决策参考》杂志报道，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将本书反映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印发辖区党政官员，并指示在工作中给予充分的重视；新华网（四川频道）报道，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批示，要求全省组工干部以实际行动向马银录同志学习，切实践行“三个代表”，并将该书近五万串内容复印转发全省各级组工干部。
一部图书社会价值的多角度开掘，在媒体的社会承当中得到实现。著名学者荣敬本先生讲，你们共同创造了关于三农问题的新的话语，引领了一个时期的社会思考。
2003年，当《向农民道歉》作者马银录因其写书的作为而在地方处于尴尬境地时，常先生尽其所能为之奔走。
对这本书的关注到对这个作者的关心，这是作为书业媒体的《博览群书》由学术而人文、而道义，超越责任范围的社会承当。
近三年来，我社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下，一直把“三农”问题和乡村民主政治类的图书出版作为一条主线，现已出版二十余种此类图书，在这条主线的深化和延伸上，常先生多次与我们就这些问题讨论磋商。2004年6月，在我社《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之际，《博览群书》又以其独立书评人的身份刊出了“乡村民主价值的有限性”一组学术讨论文章，这是在社会承当前提下，学术的有所指、有所是，在知识分子和社会问题间的有所为。
我们看到，面对重大社会问题，作为书业和学术之间重要媒体的《博览群书》在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坚守着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场。
鲁迅和许广平的来往书信，或排印，或影印，现在有三个版本。
最早的，也是大家熟悉的，第一个版本，是《鲁迅与景宋的通信 两地书》。1933年由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后来收人各版《鲁迅全集》。但从1938年的开始，就删除了这个“引题”，只剩下《两地书》三字。这样一删，有点不通。因为“两地书”是两个人的通信，自然而然得有两个人的署名。这样一删，也模糊了许广平的著作权了。鲁迅在世，交待得明明白白的事，一去世，就有了这样的变化。后来人们习惯了称《两地书》了，固然简便；但心里应该还知道它的全名。约定俗成，下文则仍依习惯简称《两地书》。
第二个版本，是“两地书原信”，先是编入《两地书全编》中，作为“附录”，题《原信》，199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两地书＋“原信”》的合集。但鲁迅的部分，曾经用《鲁迅致许广平书简》的名字，197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到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两地书真迹》，是“原信”和另一个版本即“鲁迅手书”《两地书》的合集，而排印本《两地书》则不在其中，因为没有手稿。
按理，交给青光书局印行的《两地书》应该有手稿，但至今没有发现。这在1932年11月16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有反映；信中说到：“我的作工，连日都是闲空则抄《两地集》（？）”。可见当时已经编辑好了，书名还没有确定，书稿正在誊抄。是全部书稿都由许广平誊抄的呢，还是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在誊抄？他从北平回来，是接着誊抄呢，还是仍然由许广平誊抄？这已经不得而知了。
第三个版本，就是上述《两地书真迹》中的“鲁迅手书”《两地书》了。但是手书本未加封面，未题书名，也未装订；第一页正面中央手书“第一集 北京”，背面手书“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影印时也未加书名；书名作：《鲁迅许广平著【原信 手稿】》。它是《两地书》出版以后，鲁迅工工整整毛笔手书在整齐划一的35×23厘米的宣纸上的。它不但此前没有单独出版过，也没有排印出版过。文字和排印本《两地书》又不尽相同。但改动不是“一两个字”，却又不算多，可以说是同一个版本的吧。但，这显然是传家的版本；是最后的版本，也可以说是“定本”。由于海婴先生的决断，它得以影印出版。于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以原信、排印本和手书本共三种形式，全面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两地书》的原信，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排印过，迄今已经二十年，读者几乎不能从市面买到了。这回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原信》出版，是非常适时的；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表现在它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它的私密性。书信，如果不是故意写成“公开信”，元初只是通信双方的私人交谈；完全是两个人的私事，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不向第三方开放的；除非事涉他人，写信人另作了安排。因此它的内容，具有私密性。本来，在一个民主的、实行宪政的国家通信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授权不得公开私人的通信。未经权利人授权公开——传阅、复印和以任何形式公开——私人信件都是违法的；即使仅仅是一个人私拆、偷看他人信件，也是违法的。因此通信中的“私语”“悄悄话”就多。但中华民国却是例外。《两地书·序言》说了：“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要之，无论如何，在两个人世界的通信里，是有“私密”的。由于这种私密性，于是有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元初的真实性。因为是私密的，所以通信人之间可以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无所不谈。这种私密性又和通倍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成正比，愈是亲密的愈有私密，话也就愈坦诚。《两地书》是公开发表的，因此，把不宜于公开或不愿意公开的内容删除、修改，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当事人的权利。许广平和鲁迅的通信，开始是学生向老师请教；随着思想的交流，接触的频繁，“灵台无计逃神矢”，由师生而相恋，两个恋人之间的“悄悄话”出现了。这些“悄悄话”是“私密性”的，是“隐私”。在公开发表的《两地书》中，作者把它们抽出来，不予披露，不仅无可厚非，也是理有固然。不但“恋人”之间的“情话”，就是朋友之间的有些话，当事人不愿意公开，也是他们的权利。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里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发表通信是把本来在私人空间的言说公开到社会这个公共空间去，阅读的人那里都是朋友？相反，是非常庞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