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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别一处讲“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盖亦是差不多的说法。不过这其实正道着钱氏“述而不作”的一贯作风。终钱玄同一生，似乎所重视的是最终取得什么结果，他自己宁肯只起一点催化作用。对他来说更大意义在于发现。他诚然是“空谈”，但“倾耳而听者”未必不因此而“做实事”，而且鲁迅自己就曾经如此，此事见载于《呐喊·自序》：正因为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劝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说来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若干重要篇章都离不开钱玄同的“空谈”或催化。鲁迅与钱玄同交恶，多半出于钱氏所谓“迁怒”；有一次近乎冲突。如《两地书·一二六》所载：“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钱氏写《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有番表白很中肯：“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刘半农曾说：“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双凤凰砖斋小品文·无题》）前辈风趣令人神往。他们曾分别对自己的立场有所阐述，不妨对照起来看。刘半农说：“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半农杂文·自序》）钱玄同说：“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前者强调自我意识之不可放弃，后者强调文化批判态度之坚持始终，其间正有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两人兴趣和学问都不相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半农的话可以用来说钱玄同，钱玄同的话也可以用来说刘半农。我们以为他们放弃了什么，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可能保持着更为宝贵的东西。
三、鲁迅与长篇小说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并非泛泛之论，而是有着切身感受；至少他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批评家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树立一个原则：“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
自《狂人日记》问世，鲁迅就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小说家；及至发表《阿Q正传》，批评界多所议论。而在作者看来，一概没有说到点子上：“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小说集《呐喊》出版，成仿吾的一番批评，更引起他强烈反感：“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末了这种做法，最是“鲁迅式”的，算得上“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的好例子。
在私人通信中，鲁迅也时常流露对于批评的质疑与不屑。如：“至于他（金人）说我的小说有些近于左（琴科），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不及他的快活。”（1935年3月25日致萧军）而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他也不大瞧得上眼：“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1935年6月19日致孟十还）总的来说，他始终坚持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表明的立场：“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所有这些，不应该简单看做是一种“狂人”姿态。前引文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语，说明鲁迅对于自己的创作，实际上有着清醒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别人所说不确当。在抹杀对《阿Q正传》的各种批评的同时，他自己有所论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际，更对其小说创作的渊源和特色予以揭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不如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就减少了热情……”而他对自己的作品亦不无指摘。如讲到《阿Q正传》第一章：“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关于《故事新编》，也曾检讨“游戏之作居多”（1936年2月29日致杨霁云），并说缺点在于“油滑”，“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故事新编·序言》）。
我们在这里看到作家鲁迅之外，还有一个针对自己的批评家鲁迅；不管批评精辟与否，至少他知道自己做到了什么和没做到什么。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这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打算做什么，以及不打算做什么，对他来说都十分明确。换句话说，在写作之前和写作之中，鲁迅始终有着自己的前提。偶尔不得不违背，他也很清楚，而且要把话讲明，如：“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呐喊·自序》）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批评家不应该为作者设立前提，而只能在作者自己规定的前提之内，讨论他的目标究竟实现了多少，是否还不够完满。批评家只能批评作家没想到的，或想到而做不到的。对于鲁迅这样自觉的作家，尤其应该如此。别人有关鲁迅的批评是否确当姑且不论，至少那种超出其小说创作前提的批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譬如有个话题被一再提及，就是鲁迅不写长篇小说。当然事实如此，然而我们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此而对鲁迅加以指责或代为辩解都毫无意义。不错，鲁迅有过写长篇的计划：“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在许寿裳、冯雪峰和孙伏园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讲到鲁迅的其他设想。但是鲁迅毕竟没写长篇；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拒绝别人这方面的提议。如：“向未作过长篇，难以试作……”（1933年7月29日致黎烈文）当认定对方不怀好意时，尤其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准风月谈·后记》）鲁迅放弃了或不想做的事情，我们讨论它干什么呢，这其实是个“伪话题”。鲁迅自己也从来没有把未曾写出长篇小说视为欠缺，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他是将《阿Q正传》与《红楼梦》和《子夜》相提并论的，这似乎也表明他的某种看法。可以说他对此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鲁迅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我们只能在此前提之下，去探讨他对这一形式究竟运用得如何，取得何等成就，抑或有什么不足。
读狂人鲁迅
？ 唐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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