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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
“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
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变化。鲁迅“进”到社会批判，周作人“退”为文化批判。然而鲁迅的社会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无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三十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这样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在当时人们的论说中他们很少再被一并提起，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一般受众来说，感受恐怕还要滞后一点。张中行有番回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兄弟。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再谈苦雨斋》）正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二人之间亦未必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批评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1934年）中曾予以辩护；周作人则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一为《闲话日本文学》（1934年），均无恶意。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断绝多年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以为纪念。此后他在文章中不时提到“先兄豫才”（《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1936年）或“家树人”（《玄同纪念》，1939年）。在《苦口甘口》（1943年）和《两个鬼的文章》（1945年）中谈及“五四”先驱，一次说“胡陈鲁刘诸公”，一次说“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而他之记述鲁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鲁迅作品原型，亦始于《关于范爱农》（1938年）和《关于阿Q》（1939年），后来则分别有《鲁迅的故家》（1953年）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两本书面世。这是一点题外话了。
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他们的某一时期，亦不限于散文创作，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对二人全部文学和思想上的建树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具体的异同。曹聚仁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点，还比相异性显著得多。”（《文坛五十年》）“周氏兄弟”一语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他们取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方向；二，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三，他们拥有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周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名词。历史上有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等说法；作为某一文学巅峰时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约只有“李杜”与之具有同等分量。我不知道新版《辞海》有无“周氏兄弟”的条目，如果没有，恐怕应该添上罢。
二、钱玄同与刘半农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活到多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若两先生者，无愧乎“道德文章”一语了。
以上是我去年写的一则札记，题目也是《钱玄同与刘半农》。现在要写文章，似乎该对两位的事迹做些介绍，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话，所以抄在这里了。抄完之后，觉得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是记得鲁迅晚年对两位有过批评，不如约略加以讨论。刘半农死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后来就被论家视为盖棺论定的话。然而鲁迅文章读法，还该遵循他自己的提示：“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几乎与写《忆刘半农君》同一时间，他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说：“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两者“合起来”，可能才近乎鲁迅心中“或一形象的全体”。而有关刘氏事业，他在此前八年已经讲过：“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可见鲁迅并未对他那更重要的一方面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未必是全面评价。而且即使是所涉及的一方面，也只谈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刘氏的确写些性情文字或消遣文字，但是他也还有别的作为，譬如所撰《与张溥泉》（1932年）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1934年），都是笑骂交加、慷慨激昂之作，若论社会批判的锋芒并不在鲁迅之下。他仍然是“战士”，不过不局限于“战士”而已。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写得好骂人文章，一为鲁迅，一为刘半农。刘氏又因对文字特别敏感，笔下另有一番特色，如《与张溥泉》中所说：“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即为一例。
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