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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诸吕（吕氏娘家兄弟）子女恃权妒毒，连刘邦的几位已被封了王的子孙都被他们送了命，如继赵王如意之后的第二、三两任赵王都是这样死的，以至于当赵王的位置空缺后，竟一度无人敢再被封为赵王。例如，第二任赵王刘友，以吕后的内侄女为妃（吕后的兄弟“诸吕”之女），刘友“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吕后听了发怒，将赵王软禁起来，不给他饭吃。赵王饥饿不堪，就编了一首歌谣唱道：“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早）自财（裁）。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第三位赵王同样如此：“梁王（刘）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以上均见《史记·吕太后本纪》）夫妻之间的妒毒，一旦卷进了政治斗争，骨肉相残之激烈，连禽兽都会自叹不如！
妒妇凶悍，大发雌威，甚至还成为了成语。宋人洪迈《容斋三笔·陈季常》中说：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邱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蓄）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苏）东坡有诗云：“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所谓“河东”，为唐代柳姓世族的郡望，如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人称“柳河东”；这里暗指陈慥之妻柳氏。“师（狮）子吼”，佛家比喻威严。陈慥好谈佛，所以苏东坡借用佛家语以嘲戏之。从此，“河东狮吼”成为比喻妇人妒悍雌威以反衬男子汉惧内的一句成语，并为世人广泛应用。如宋代《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即有：“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明代无名氏戏曲《四贤记·挑斗》中亦有：“鹭鸶行状黄昏后，也曾闻河东狮吼，爹行千休万休，休将那皮鞭紧抽。”
古代名人中惧内者很多，如唐代名臣房玄龄、任瑰等人都是如此。宋人罗烨《醉翁谈录》卷二记载说：
任瑰酷怕妻。（唐）太宗以瑰有功，赐二侍人，瑰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叱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之。”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鸩。既不死，他日，杜正伦讥弄瑰：“妇当怕者有三：初娶之时，端严如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皮皱如鸠盘荼鬼，岂有人不怕鬼耶？”闻者大笑。
文中所谓“鸠盘荼”，为佛书中比喻啖人精气的鬼，亦称“瓮形鬼”、“冬瓜鬼”；常用来比喻丑妇或妇人的丑陋之状。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嘲戏》中说：“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悍妒，（裴）谈畏如严君，尝谓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及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妆粉，或黑视之，如鸠盘荼，安有人不畏（鸠盘荼）？’”面对这种视死如归的妒妇，不要说是任瑰，就是君临天下的唐太宗拿了她也没有办法。正如俗话所说的，总不能把她杀掉。但是唐太宗不敢（或不愿）杀，还是有人敢杀，这人就是市井混混儿出身并当过小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明人谢肇淛《文海披沙摘录》中有一则“戮妒妇”的文字记载说：
房玄龄、任瑰妻俱妒，赐婢妾皆不得近。（唐）太宗闻之，赐以鸩酒，而皆不畏。竟敕侍女别居。是以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妒妇也。我太祖高皇时，开平王常遇春妻甚妒。（皇）上赐侍女，（开平）王悦其手，妻即断之。王愤且惧，入朝而色不恬。上诘再三，始具对。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赐何妨，且饮酒宽怀。”密令校尉数人，至王第，诛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脔赐群臣，题曰“悍妇之肉”。肉至，王尚在座，即以赐之。王大惊，谢归，怖惋累日。此事千古共快，其过唐太宗万万矣。
唐代有“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而明代则只有“廷杖”与扑朔迷离的“红丸”、“挺击”和“移宫”等“三案”留诸青史永垂不朽，既与封建专制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有关，也与帝王的个人素质、品行及性格紧密联系，这里姑置勿论。但谢肇淛认为“此事千古共快”，却无论怎样也叫人快乐不起来！对明太祖“其过唐太宗万万矣”的说法确实也不敢认同。
对待妒妇，杀固然不是办法，但天天生活在一起，年长月久，欲罢不能，其身心苦楚不是过来人难以深刻体会得到，但日子想必也难熬。一场夫妻，俗称因缘聚会，房室之情，本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但如有妒忌渗入其中，幸事也就变成了一件苦事。这好比在吃一个刚出笼的香喷喷、甜蜜蜜的糖包子，谁知包子的糖汁烫伤了手、烫痛了胃，两者相抵，还是得不偿失。前人认为家有妒妇，是前世的冤孽。谢肇淛在《文海披沙摘录》“妒妇”条中说：
人有妒妇，直是前世宿冤，卒难解脱。非比顽嚚父母，犹可逃避；不肖兄弟，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远遁；狂友恶宾，可以绝交也。朝夕与处，跬步受制。子女童仆，威福之柄，悉为所持；田舍产业，衣食之需，悉皆仰给。衔恨忍耻，没世吞声，人生不幸，莫此为大！蜀有功臣，家富声妓，其妻悍妒，未敢属目。妻死之日，方欲招幸，大声霹雳，起于床箦，遂惊悸得病而卒。秦石某为骑将，苦妻之妒，募刺客杀之，十指俱伤，卒不能害，如此数四，竟与偕老。沈存中晚娶张氏，常被棰楚，拔其须发，血肉狼籍。及张氏死，人皆为之庆，而存中神气索寞，月余亦卒。国朝杨大司农俊民，老而无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击杀之，杨竟愤郁暴卒。布衣黄白仲亦遭此困，无食无儿，岂非宿冤哉！
“宿冤”之说，应是无稽之谈。文中提及的沈存中，即宋代著名学者沈括。沈括后妻张氏的父亲张刍，曾经对沈括有知遇提携之恩，又官居显位。沈括的前妻去世后，张刍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沈括。这位张氏与沈括一道生活了二十多年。张氏素来骄蛮凶悍，每逢发怒，总是打骂沈括，狠揪他的胡须，时常将胡须连皮带肉扯将下来，即使儿女们在旁边看得抱头痛哭，她也从不宽恕。沈括在秀州时，张氏经常跑到衙门去控告自己的丈夫。由于她长期的虐待，沈括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到晚年时，他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张氏去世时，沈括的神志已经恍惚不清，船过扬子江时，他竟欲投水自尽，幸亏被人拦住，方才无事。但不久后，沈括就病卒了。这种因长期惧内和遭受“性虐待”而形成习惯，以致不可须臾或离，妻死以后自己也如同失了魂一样，随之“月余亦卒”的现象，颇值得性学家们研究。
此外，在古代中国，像文中所述明代杨俊民那样原配夫人无子，而夫人又将怀孕婢女击杀的现象经常发生，在女人妒毒的表象下面，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古代有所谓“七出”之法，即在七种情况下，男人可以合法地将妻子抛弃。在封建宗法社会，传宗接代被视为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头等大事。儒家的“亚圣”孟子就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出妻”被列为“七出”的第一条。一般而言，妻子如果到五十岁还没有生子，便可以被男人合法地抛弃。反过来，法律又规定，如果家里的侍女有幸被主人看中，并且为主人生了儿子，要允许将这个侍女的地位升为妾，妻子不得刁难。而且，妻子如果到了五十岁未生子而被“出”了，因生子而被升为妾的女人还可以进一步升格为妻子。击杀怀孕的侍婢，有时并不是简单的争宠，而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乃至保证自己的生存权利。因为，女人年已五十岁而被丈夫遗弃后，不止是生活，甚至连生存也将成问题。从这种原因来看，某种性质的女性争宠妒毒，不光是女性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作为男性附庸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