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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及活跃其中的众多生命博大精微，充满了不可穷尽的神奇与奥妙。尤其是植物，从最早的蓝藻类到转基因玉米，其演进跨度的巨大是人类感官尺度难以度量和想像的。为了使对地球年龄、动植物生命有一个直观感觉，就像卡尔·萨根在《伊甸园的飞龙》里所做的那样，雅克·吉拉尔东也借用了一种传统而又合乎教育原理的方法——
……假定四十五亿年（地球的年龄）等于一百年，把地球算作是1900年1月1日出生……如果保持时间的同一比例，那么，生命起源于1923年。那时已有植物生命，当然是十分原始的。最初的单细胞藻类只是在很久之后才拥有了细胞核，即1986年。1991年，植物第一次离开大海，适应坚硬的土地。那时，植物的进化加快：从1994年起球果植物开始生长。1996年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1998年继而出现了种子植物。最早的类人猿踪迹始于1999年7月，现代人时代始于六个月之后，即12月31日傍晚。同日宵夜，1999年12月31日22时4分，即现时的午夜钟声敲响十二下前1小时56分，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了农业。
由此可知植物存在的历史远早于动物，两相比照，不论从进化的绝对年龄还是从适应抵御生存环境变异的能力讲，后者都无法同前者相提并论。书中几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植物生命的坚韧：在长期无雨、似乎是生命禁区的撒哈拉沙漠里，居然普查出了八百种植物；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通布图有一种黄细辛属的小植物，它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用八天时间完成，然后种子开始耐心等待翌年的那场雨——一年等待，为了八天的生命。不知别人怎么看，以我的感受，似这等默无声息的悲壮，微渺到难于被觉察的生存，是可以被视作惊天地泣鬼神的，它昭示了生命的韧性、美丽、自尊与庄严。
的确，植物世界远比动物世界更能繁衍生存，就像边芹女士《序》中的描述：“我们最多一百年的生命，与寿命达几千年、几百年的植物，不可同日而语。加利福尼亚松树活了将近五千年；最新发现的羽扁豆种子已有一万年的历史，居然发了芽；而铃兰几乎是永生的。它们才是地球历史的真正的见证人。”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能在人类愈演愈烈的野蛮暴虐、贪得无厌的掠夺和毁坏背景下对植物世界的生存葆有几分耐心与信心。
让·玛丽·佩尔特说，孩子们本能地被大自然吸引的方式表明，大自然铭刻在他们的基因之中。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同一个事物，而且是惟一的事物——生命的两个方面。泰尔奥多·莫诺说，幸好消灭植物世界并非易事，让大自然消失甚至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反抗隐喻的病痛
——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 吴锡平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这段话出自《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作为思想者，作者苏珊·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身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压。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
苏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她之所以会对疾病的隐喻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源于作者罹患癌症的切身体验。1977年，在桑塔格四十四岁的时候，她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医生和病友，以及大量有关疾病的文献。她深深地感到，在疾病带来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在很多人的眼里，癌症＝死亡，死亡的隐喻缠绕着癌症，这使很多患者悲痛和沉沦，甚至放弃治疗。不仅如此，癌症还隐喻着病人人格上的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这令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病，却被当作隐喻，从中阐发出种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自己的体验，桑塔格对此有了切肤之痛。她决定写一本有关疾病隐喻的书：“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做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作者考察并批判了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在“作为隐喻的疾病”这部分里，桑塔格以结核病和癌症为例，反思疾病隐喻的历史及危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习惯于对人和事物进行等级制的划分，除了社会意义上的阶级阶层的区别，即使是人的身体也被区分“上半部”和“下半部”，那些发生在上半身的似乎都是灵魂的病，而发生在下半身的则成了肮脏的、邪恶的病。这样的等级概念人为地割裂了人对身体的感知，使人对身体下半部所患的病羞于启齿，并会有犯罪感，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结核病被描绘为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人们赋予因结核病而导致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结核病的病患部位在身体的上半部。“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在身体的等级制度下，疾病也开始建立起森严的等级，而作为一种隐喻，它们又被带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帮助区分人的社会身份。
不仅癌症，其他一些严重的疾病更是陷入了形形色色的隐喻。比如人们通常以瘟疫来隐喻外敌、异教徒、反对派、某种非正统的道德风尚、革命和骚乱，以癌症来隐喻潜伏在自己内部的阴险的敌人，以梅毒来隐喻生活腐化和堕落，而肺结核带来的柔弱、敏感、苍白则被当成了一种流行的浪漫形象，似乎患上肺结核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优美心灵在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在前一种情形下，疾病的隐喻被用来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而在后一种情形里，疾病的隐喻则被用来抬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价值。隐喻之下的疾病不仅成了死亡的帮凶，更是政治压迫、种族歧视的工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逐渐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再现，在1989年她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她说：“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这是一本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的书。病是一个隐逸的凶手，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现身，人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人能避免和它打照面。而且在现实世界里，不知名的怪病、凶险疾病层出不穷，比如近年来肆虐一时的萨斯、禽流感、埃博拉等等，疾病不断地在挑战人类的尊严和自信。因为“在科学的原野中仍有黑暗的地方”（爱因斯坦语），因为对死亡心存畏惧，因为情感的焦虑，也因为面对未知世界的鲁莽和草率，我们的社会里关于疾病的隐喻仍比比皆是：“乙肝歧视”、“艾滋歧视”、“萨斯恐慌”……而就在我们中间，既有疾病隐喻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