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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的地方。
董其武将军一生沉毅有威，卫国北土，御寇晋绥，历长城、大庙、百灵、忻口、太原、包头、五原诸战役，堪称那个时代旧军人中的楷模。但是这样的将领，在当时军中亦非少数，为何只有董其武得封“武穆”呢？
原来，董其武的这个外号，来源很早，起源于太原学兵团时代。1919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自己的黄埔军校——“斌业学兵团”，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但是，阎锡山其人，素有心地狭隘、目光略短的毛病，所以他的干部学员多半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山西土财主子弟。但其中，却有一人凌然独立，与众不同，这就是董其武。董家世贫寒，但受其开办私塾的舅父影响，少年即有从军救国之志，听说学兵团招考，即步行数百里前来报考。在成群的纨绔子弟中，董一身布衣，却凛然有威，如同鹤立鸡群，引来上下无数目光，但董安之若素。及至发榜，第一名就是——董其武。
一时众人纷纷以评书《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目之，“董武穆”的名声不胫而走。
“董武穆”的名声可不是纸上谈兵。就在忻口会战中，董其武曾亲率218旅渡过云中河，以一个八路式的穿插钻到了坂垣的背后，倒挂金钩奇袭日军在河北旧村的前线指挥所，一举将其攻占，令坂垣中央突破的尖刀没了握把，是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少有的主动攻击战例。董其武将军也在此战中臂部负伤。忻口一战，中国军队阵亡一个军长（郝梦龄）、一个师长（刘家祺）、一个旅长（郑廷珍），负伤一个师长（李仙洲）、两个旅长（于镇河，董其武），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董武穆”怎么会学义和团来刀枪不入呢？如果坂垣知道对方是董其武，肯定明白这一仗决非想象中那么好打。
的确，董其武这一仗确实用了圈套。城墙上的旗子是真的，士兵，则只是城垛子上扣军帽而已。他在城上基本没放兵力，而把主阵地放在了城墙外面的开阔地，让坂垣的重炮统统变成了礼花炮。
董武穆用这一计，固然是因为中国军界自古崇尚智谋型将领，也是出于无奈，他的兵太少了。
其实，傅作义确实可称名将，他在奉命防守太原的时候，摆了个奇怪的阵势。东城和南城外的日军，到得早，兵力多。傅作义却只放了杨维垣旅的新兵壮丁，把两员大将董其武的218旅和孙兰峰的212旅分别放在了北城和西城，各负责一面城墙的防守。这两个旅也是傅作义35军的看家本钱了。如果日军对东南两面发动攻击，太原必破无疑。这个怪阵就表现了傅作义对日军的心思摸得极准，坂垣在忻口吃了亏肯定要找面子，所以从北面来的坂垣一定会猛攻西城北城。而坂垣在日军中人缘很好，其他日军将领一定不会和他争功，仗打起来东面南面压力会小得多。从此战的进程看，傅作义堪称料敌如神。
其实中国当时不缺优秀的将领，比如白崇禧，武汉会战中部署了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日军就一个一个地钻，结果每次都以国军口袋被钻破告终。
尽管西城北城是主力，傅作义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其中董其武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的一个主力团李思温团还要负责防守太原兵工厂，要一天以后才能回到太原，剩下的兵力实在不敷使用。
怎样度过这一天的血战呢？董其武不动声色，就使出了这招“真假义和团”，坂垣果然上当。
董其武在太原摆疑兵阵的传奇流传不广，因为这一仗打得最终还是比较窝囊，不但丢了太原，而且35军损失惨重，几乎把番号打光。董其武的大将风度，在这一战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体现“董武穆”形象的，萨觉得应该说是乌加河血战。
血染乌加河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3）
乌加河阻击战，堪称1940年五原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其时傅部经过精心准备，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但守城日伪军拼死巷战，疯狂反击，一度几乎把攻入城中的傅军打出城去。傅部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都负了伤，双方一时胶着。此时，发现五原被围，日军驻蒙军司令竹下义晴中将，迅速从包头等地抽调大批兵力，以战车开道火速来援。董其武率101师死守乌加河（日军记为“五加河”），战斗从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22日五原日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26日才“爬”到五原，然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观看日军的援兵，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惊人。此战，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先后调集骑兵第13、第14联队，独立步兵第13联队救援五原，并以航空第60战队出击猛轰中国军队阵地。这两个骑兵联队，实际都是摩托化部队，分别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完成了机械化改装，因此战斗力很强。事后才知道此战日军如此积极，不但因为五原为绥西重镇，还有一个原因是第八战区此战还围住了一百多名日本矿业专家，就是日本的“帝国蒙疆矿业调查团”。
这个考察团，专为调查绥远的矿业资源，以确定其未来对“圣战”的支持能力而来。日本资源贫乏，对绥西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极是窥伺。这批专家集中了日本帝国的科技精英，水平很是不错。他们搜集的矿藏资料，一部分被中国军队缴获，成为揭露日本侵略军经济掠夺的证据，另一部分则已经被运回日本，得到极大重视。70年代初，日本方面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事情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不幸的是，限于当时我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日方这一举动的动机，科学界一时也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白捡的便宜”，反而指示成立专门机构，对包钢矿藏作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周恩来这一举动的意义了——白云鄂博是我国最大的稀土贵金属矿，而世界的稀土市场，今天，中国占了85％。
这里面，日方所为的背后，就有30年前那次考察资料的影子。对于这个考察团，有些台湾资料有所质疑。从日方材料如《第二次五原作戦における渡河作戦》、《五原城外五加河渡河作戦の思い出》等看，确实将其团长称为“水川团长”，为了营救“水川团长”还曾经出动飞机强行着陆。当时由于日军已经被分割，只来得及救走了另一名日本右翼著名人物，“血盟团事件”的主谋之一森宪二（当时任“蒙古司政要员养成所”参事）。
由于董其武的横刀立马，力阻日军援军于乌加河，这批“学者”不是死于战斗，就是被抓了俘虏，给日本天皇省了回程票钱。
董其武在这次阻击战中的出奇之处，是他不要援兵。以淞沪战役的经验来看，当时中国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敌日军一个联队。此战中，他以一个师硬抗三个联队以上的日军，艰苦可想而知。围攻五原之中，傅作义不断询问他是否顶得住，是否需要援军，董其武始终不松口。
等到傅作义打下五原，才发现董其武自己都到了战壕里……
在国军系统中，大多数将领都是唯恐援军不够快，不够多，“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是典型的台词。董其武为何反其道而为之呢？多年以后董其武在自己的回忆中才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坚定全军对攻占五原的信心。“傅作义先生身边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这一点，我当时是101师师长，我很清楚……”就在三个月前，傅作义曾经发动了一次和五原战役很相似的包头战役，以嫡系35军猛攻日本驻蒙军司令部包头。可惜，虽然占领了半个市区，但因阻击部队没有挡住日军的援军，功败垂成，留下了心理阴影。可以说，这次打五原，参战的将领们从傅作义以下都有一只眼睛盯着董其武呢。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4）
这次再打不下来，对傅作义所部的影响将是灾难的。此战之前，日军在绥西的连续攻势已经将傅作义辛苦经营数年的绥西根据地逼到了绝路。失去了产粮根据地，傅作义已经把军官家属转移到兰州，如果不能夺回五原，能否继续坚持绥远的抗战，就是一个问号。
正是董其武的不松口，为傅作义吃了定心丸。人称傅作义手下第一大将，董其武的帅才名不虚传。
题外话，说董其武是傅作义军中帅才并非恭维。傅部讨论战略问题，能和傅作义平等而论的，大约只有董其武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董其武的确是傅部一员上将，但作战之余，董其武在战略上与傅作义的看法却有些分歧。1946年1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主席，和傅作义谈心。傅作义提到蒋介石有意让自己入主北平，董其武对此的看法是“蒋先生让我们去北平，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傅对此有些不以为然，1947年秋，傅作义担任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移驻北平，傅的同僚袍泽纷纷发贺电恭喜，唯一没有发贺电的就是董其武。耐人寻味的是，傅作义在华北打得热火朝天，却整整两年把这员头号大将放在绥远，可以说是对“家”的重视，似乎，也有点儿刘备东征不带赵云的感觉……但是，董其武对傅作义的忠诚却始终如一。北平和平协定的第二天，董其武就从绥远飞北平去见傅作义，一来表示支持，二来表示绥远听傅作义的命令，让傅深受感动。
不过，解放后有人问董其武1947年的想法是不是已经认为共产党会胜利。董其武却诚恳地说，我是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出水落石出……
回到乌加河之战，这种恶战死守，董其武在傅作义军中打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