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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大工业而出现的产业工人阶级。
第四，产业革命源于科技革命，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新要求，提供
新动力。它的出现，对旧的工商系统提出毁灭性挑战，又为新的工业系统包
括能源、材料、交通和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自然，产业革命的影响未止上述各点，但即使只有如上各点，也够伟大
的了。产业革命需要一个安定稳妥的社会环境，又需要种种与之相适应的社
会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英国无疑是最为具备的——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
源地。英国产业革命及其文化表现，必然会对欧洲大陆产生最为直接也最为
强烈的影响。英国的18世纪，就是产业革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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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落后于英国一步，虽然落后又不甘落后。其实，这种落后局面在路
易十四时代已成定势，不过彼时还有专制条件下的一时繁荣。人们对这种已
成落后之势的态势还感受不深，但路易十四时代很快结束了。路易十五、十
六时期的法国，犹如江河日下，出现一派腐朽破败的局面。人们怀念往昔的
繁荣，更渴求出现新的繁荣。因为怀念往昔，伏尔泰才写出他的《路易十四
时代》；因为渴求新的繁荣，所以才产生启蒙运动。法国既已落后，而法国
式的启蒙运动又以最直白、最恳切、最激动的情态方式要求变革。他们恨不
能将本该100年完成的转变在50年内完成，恨不能将本应100天否定的道德
在1天否定。实际上，他们面对的困难远比别人多几倍以上。于是，法国启
蒙运动就绝少抽象思想特色，它的代表人物，虽然也被称为大思想家的，却
最少哲学家的品性。它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引发了法国革命。
德国有自己的国情，德国人正处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之下，而且这是一
位显然十分精明的人物。就德国的历史状况而言，它实际上不但远远落后于
英国，而且比之法国也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他们一方面处在专制体制的
特殊繁荣之中，一方面又受到英、法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冲击和浸染，
于是德国哲学家便呈现出一种有别于英法思想家的特点。他们对现实自然不
能满意，因为不满意现实，所以他们一接触休谟哲学就感到振奋，而一接触
法国启蒙思想特别是一听到法国革命的信息，马上产生极大的热情。但他们
尽管欢迎法国革命，却绝对惧怕社会动乱。所以法国革命一旦超出他们的想
象，他们马上改变态度，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他们在精神方面确
有最为伟大的追求欲，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最为庸俗的满足感。于是，英国
发生产业革命，牛顿便是它的象征；法国发生社会革命，卢梭便成为它的精
神；到了德国就变成了精神革命，康德则是它的代表。康德代表的只是一些
思想领域中的文化巨人。
从英、法、德哲学思想领域的发展情况看，虽然三个国家都处在启蒙运
动的广义范围之中，但英国的启蒙运动更像是一篇总结——对于光荣革命的
总结，法国启蒙运动却像是一场动员——对社会大革命的动员令，德国的启
蒙运动则更近乎一种思考——对整个欧洲及世界文明的思考。因为有这样的
差别，表现在三国思想界的风格上，英国人就有一种意得志满、雍容大度的
感慰，法国人则有一种血脉贲张、跃跃欲试的冲动，德国人却是一副高深莫
测、喜怒无形于色的安然形状。然而、就其思想归属而言，他们却是一脉相
承的，只是其外在文化表现，确有遇与不遇，幸与不幸，顺与不顺的巨大差
异。英国18世纪的思想家虽然对人类思想文明贡献尤多，但在国内，却不过
是一种生活常识，不管洛克、贝克莱还是休谟，他们从来不是英国社会生活
中的主角，而是与英国社会生活主旋律十分和谐的一个华美的协音。法国启
蒙运动的诸位代表人物，则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角，至少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瞩
目的热心所在。唯其如此，他们才遭受了他们英国同行所没有遭受过的屈辱
和打击，同时，也享受了他们这些同行未曾享受过的荣誉和光荣。德国古典
哲学家至多只能算社会的智囊，他们的心灵深处固然燃烧着和法国启蒙运动
思想家一般的火焰，而其外在形态，却表现出统治者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乐于
接受的庸庸之气。他们的某些著作虽然也曾受到过种种指责，但他们的学说
却或早或晚逐次成为为统治阶层首肯的官学。
就德国古典哲学的自身发展而言，它既是德国近代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结果，又是欧洲启蒙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既有自己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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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英、法哲学的相关内容。德国哲学文化的特点，在于
其长于思辨，长于抽象思维，长于逻辑推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库萨的尼古
拉算起，德国哲学就已经显示了这样的风格。17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中，唯有
莱布尼茨对逻辑学最为重视，而且也最富于创造性贡献，这并非仅仅是莱布
尼茨的个人爱好或因其天才所致，实在是和德国哲学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从最好的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对尼古拉和莱布
尼茨及沃尔夫的哲学传统又予以新的拓展，他们是德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突破
者和继承人。
但是，仅有德国传统，显然形不成德国古典哲学，而德国自身的情况又
在某些方面严重防碍了它的快速发展，于是便有了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启蒙
思想作启发。大体说来，英、法18世纪的思想文化都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特
别的含义，而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卢梭的方式，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还要
大些。可以这样说，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德国哲学传统和英、法18世纪哲学相
结合的产物。所谓相结合，并非只是消化与综合，也包括扬弃与创造。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一反文艺复兴以来的非职业性传统，他们个
个都在大学任教，都是德国名牌大学的教授。这一点，其实和15世纪以来的
欧洲哲学传统十分不同。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著名哲学人物，尤其是那
些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位是专业哲学家。17世纪以前的人物自不
待言，单以17世纪的著名思想家而言，培根是掌玺大臣，伽利略是教士，霍
布斯是国务活动家，笛卡尔是科学家，斯宾诺莎是手工业者，莱布尼茨既是
社会活动家又是外交官，洛克则既做过私人医生又做过商务大臣，而德国古
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则生在18世纪的德国，便顺应18世纪的德国文化要求，
他们全是职业哲学家。他们的这种研究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式，也决
定了他们的著作风格和创作特点。
德国古典哲学的中坚力量固然皆为职业哲学家组成，但作为一种历史文
化现象，却并非只与哲学家相关联。至少对德国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人
物中，还包括歌德、席勒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包括洪堡兄弟这样的大科学家。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发机于英国，兴盛于法国，传导于德国。它的一个
重要特性，是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相互交叉，相映成辉。所以一些研究
英国哲学的哲学史家，便对雪莱、拜伦的哲学思想予以特殊重视并予以仔细
研究。实在，研究西方诸国18、19世纪的哲学发展，也无法完全脱离浪漫主
义文学运动，反之，也是一样。既然这个时代的思想主题是启蒙运动，而所
谓启蒙运动其实就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生，以人的尺度去思考理性，观察
社会，那么，侧重思维的便归于哲学范畴，侧重形象的则属于文学领域。德
国18世纪的文化伟人，首推歌德和康德。歌德便是一位旷世少有的文学奇
才。他既是一位超一流的伟大诗人，又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德国思想文化
的代表。应该说，德国古典哲学若没有相应的文学和科学的支持和辅弼，则
它不会成功，反之，只知欣赏歌德和席勒，而不了解康德和黑格尔，那么，
他即使能将《浮士德》倒背如流，也依然可能会对诗中反映的文化内涵，混
然，沌然，茫茫然摸不着头脑。
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在上述种种条件下，组成自己的阵容，取得自己的成
就。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站在德国的角度，而是站在18世纪西方哲学文化的宏
观观察的角度上看，那么，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德国古典哲学的价值
在于，它是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尤其是17世纪以来的西方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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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哲学的大概括大抽象大总结。
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17世纪。所谓理性主
义，就是反对神学的专横与滥用，主张以理性的标准对待世界，而不是以神
的尺度衡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主义也就是人文主义。但是，理性
主义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它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哲学的深
化，它以系统哲学的方式，以人的眼光看待人类，看待哲学，看待国家，看
待宗教，看待世界。
然而，17世纪的西方理性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集团，而是在理性主义的
旗帜下，既包括英国经验主义，又包括大陆唯理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的最大
代表是洛克，而这个学派的科学支柱则是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