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说到公社化遇到的问题时，陆平说了“马行夹道，难以回马”的名句。两校党委听了汇报，对调查组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的。市委代表李开鼎听了汇报，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表示过异议。
后来，在反右倾批判调查组负责人时，学校党委从临湖轩汇报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搜罗一些材料，大批特批。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批判邹鲁风的时候，还捏造了一个罪名，说邹鲁风等下去调查之前，人大、北大党委有一个关于下去考察的决定：“调查人民公社的优势性。”邹鲁风下去以后“篡改党委决定”、“背着党委搞反党活动”，这个罪名就大了，这大概是逼得邹鲁风自杀的原因。1962年对这个案件甄别时，发现两校党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是为了推卸责任凭空捏造的。捏造这个决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谋的。
历史故事的启示
通过翻腾这些老账，可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与民主；二是学术与政治。
（一）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是一个老话题。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民主就是畅所欲言，从调查组这个故事里看出，科学与民主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
前面提到的信阳事件，发生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了100多万人。死人原因有人说是天灾。天灾、粮食歉收，这是事实。可是饿死人是在粮食刚刚收获之后。而大量死人则是在春节前后。这是为什么？历史上闹饥荒是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哪有刚打下粮食就饿死人的道理。也有人说，由于高估产、高征购、征了过头粮。这也是事实。但是，征了过头粮，征购透底，也不会饿死人。因为一但发现食堂没有粮食开不了饭，就应该立即返销粮食给农民。怎么会眼看着把人饿死呢？这些理由似乎都不能成立，那么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被摧毁了。
实际上，1959年春季已经出现闹粮食问题。但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反瞒产”，弄得和农民基层干部的关系相当紧张。1959年3月9日，河南省委发出一个《特急电报》给各地、市、县委并印发到公社、大队。实事求是地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闹粮问题。
1959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以后，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形势急转直下。大反右倾的后果，是干部、群众都不敢说真话了。明明征了过头粮，不仅口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购了，谁都不敢说没有粮食。饿死人不能说饿死的，只能说得瘟疫死的。生产队不敢向公社说实情，公社不敢向县如实报告。谁若说了实话，必定遭到灭顶之灾。轻者挨批斗，重者遭拘留、逮捕、甚至被毒打致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是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民主可言。
从信阳事件的实际过程来看，“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就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其实，不止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也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口。从此中国大地静悄悄，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然而，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也就在这静悄悄中空着肚子离开了人间。鸡公山公社旗杆大队一位农民，饿倒了，已经奄奄一息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吃干饭，我想吃干饭……”直到闭上眼睛，断了气。黄湾大队在食堂做饭的两位妇女。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大队当会计，没有被饿死。可是她的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孩子临死的时候叫着妈妈说：“我要吃饭。”妈妈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调查组的同志问这位妇女：“你们大人没有饿死，怎么把孩子饿死了？”她说：“大人什么都吃，孩子不吃。”另一位妇女怕把孩子饿死，抱着孩子从李家寨上了火车。把孩子放在火车上，自己到下一站含着眼泪下了车。孩子被火车拉走了。要帮她把孩子找回来，可是她说，别找了，找回来也要饿死。调查组的同志无话可说了，默默地掉下了眼泪。饿死人的事不止信阳有，别处也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始让人们说话，因而才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不过花的代价太大了！
调查研究其本意就是如实反映客观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正常的民主制度。不然，调查研究的本意势必被扭曲。人民公社调查组前期说了真话、实话，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后期“戴罪”又去调查，亲历信阳事件，不能反映实情，说了假话，受到表扬。这个惨痛教训是不该忘记的。
（二）学术与政治
学术、政治这两个概念的涵义辞书中写得清清楚楚，两者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搅和不清，分辨不明。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更是难解难分，常常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 人民公社调查组既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一群书生对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关起门来研究一些问题，不求别的，只求理解。即使研讨的一些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非常幼稚甚至不合时宜，也无关紧要。况且经过实际调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在当时也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就以《内部参考》所列的那些问题来说有许多是值得研讨的，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明。作为高等学校，师生们研讨一些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本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提倡和鼓励。事实上，人民公社调查组在1959年5月返京以后，学校党委还是这样做的。当时研讨问题，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出现乱扣帽子的现象，都是以理服人，树立了比较良好的学术风气。可是“反右倾”一来，学术风气一扫而光，骤然变成一场政治风波。正常的学术活动，一夜之间变成反对人民公社的政治事件。这样一来，不仅毁掉了调查研究的可贵成果，而且还打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高等院校中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典型事例。历史经验：在学术领域应当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见解、新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学术，而且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条件。
责任编辑 吴思
阿尔巴尼亚动乱纪实·王洪起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政局相继发生了剧变。如果说，以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发生的演变基本上是“天鹅绒式”的，那么，以阿尔巴尼亚为代表的巴尔干部分国家发生的演变则是“急风暴雨式”的，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以联盟解体为结局的剧变却是“战争式”的（马其顿除外）。素称“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穷则思变，情理之中，这也是本国人民苦斗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做出的选择。但其采取的以“打砸抢烧”为特点的“粗野的、急风暴雨的”剧变方式，实不可取。它带来的后果是：破坏性大、复仇性大、动荡性大。199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全国性武装动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次剧变的反动。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同当时留守地拉那的5名中国使馆外交官员一起，经历了地拉那武装动乱的日日夜夜。
“金字塔式”集资活动是武装动乱的导火索
事情还要从剧变后阿民主党执政初期的1992年说起。
当年，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紧张，银行无力向经营者提供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利用人们渴望通过捷径迅速发财的心理，以高利率为诱饵，大搞所谓的“金字塔式”集资活动。这些机构支付给储民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如此反复，越来越多的储户成为“金字塔”的塔基，老板则端坐塔尖，牟取暴利。当然，一些在国内外从事贩毒、走私的人也利用这一活动进行“洗钱”。
1996年下半年，一直得到民主党当局支持和保护、反过来又资助民主党取得当年5月议会大选胜利的高息集资活动达到了疯狂程度。这些机构为争夺储户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的利息竟高达70…100％。广大群众在霍查执政时期，受够了贫穷之苦，今天竟然能在短短数日内获得数倍于存款额的利息，犹如天上掉下馅饼来，心理防线终于被打破。那些日子里，我们目睹高利息集资机构的门前从半夜起就排起长龙阵，有的人等着取利息，更多的人是经不起诱惑而加入储蓄大军，纷纷将一生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屋、土地的所得，全部送到这些骗子手中。据统计，阿全国共有12个大的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设储蓄点，储户多达100多万（其中不乏政府高官和个别外国驻阿外交官，但这些人知道个中猫腻，仅存短日捞得高息就洗手不干了），占全国人口的1／3，总存款额近20亿美元，远远超过国家进出口总额，近乎阿国民收入的1／3。
疯狂的假集资活动使全国金融混乱，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投资计划受到严重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6年11月先后派要员来阿尔巴尼亚调查，并向阿尔巴尼亚当局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制约措施。但是，阿当局不但漠然处之，甚至还公然为假集资活动辩护，称高息集资活动“完全是‘人民资本主义’，公民储蓄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国家不能利用行政手段压制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钱是最干净的。”这样一来，假集资活动就更加有恃无恐，从而达到了巅峰。然而，眼看群众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储蓄了，一些骗子便携巨款潜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