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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国科学家访问朝鲜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没能无所顾虑地谈谈自己的看法。科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否定了金凤汉的研究结果以后，他们既不能把实验结果公之于众，也不能向“局外人”述说事实真相。面对着人们的质询，他们只能保持沉默。这沉默；从1964年春天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如今，当年设计并参加重复实验的徐丰彦、李肇特、胡旭初教授已经带着遗憾仙逝了。代表团的成员还健在的只剩下团长钱信忠一人，不知道他还要奉命沉默到什么时候。
我们有什么错？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什么错，错在什么地方？
我们开头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我们的工作程序颠倒了。我们是先宣传赞扬，然后科学家出访，了解情况，然后回来重复实验，最后证伪，事情弄清楚了，我们保持缄默。如果先请科学家上场，就不会宣传赞扬，不会如此尴尬。
也不大好责怪新闻媒体。媒体的误导，有的时候是限于主事者的知识水平和辨别真伪的能力；有的时候也难免是奉命行事，替决策者受过。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决策的失误呢？看来是我们太性急。中朝人民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鲜血曾经流在一起。朝鲜有了突出的科学成就，长了朝鲜人民的志气，我们自当立刻大力支持，况且经络学说又是中国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太性急，忘记了应该先问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的看法。金凤汉的研究工作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国那么多生物学工作者和基础医学工作者立刻提出了那么多意见，可见对金凤汉工作是非真伪的判别，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其实类似的以政治划线的经验教训已经有过不少了。建国之初，我们一边倒，倒向前苏联。什么都倒，倒了再说。科学也不例外。苏联批判共振论、控制论，我们也跟着批判。苏联赞扬勒柏辛斯卡娅证明了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波什扬证明了微生物和病毒可以互相转化，我们也跟着宣传了。影响最大最坏的，要数李森科引发的风波。在斯大林的信任和扶持下，李森科给原来的遗传学扣上“反动的摩尔根主义”的帽子，压制苏联遗传学家，禁止他们的工作，给苏联的遗传学带来灾难。我们跟着吃了大亏。因为我们不但发表了李森科的报告，跟着大肆宣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苏联那样办，严重地阻滞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后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扭转过来。
像李森科、金凤汉这样，贩卖假冒伪劣货色，追求名利权势者，从前、现在、国内、国外都不稀罕，将来也还会发生。他们的理论并不高明，他们的结论往往违背常识，而所以屡屡得逞，固然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渲染，人们的轻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的支持。
自然科学中的是非，是只能依靠科学界自己去判别的，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学家有时也会因为那个时代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局限，出现失误。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失误同行政长官个人意志或新闻媒体裁定所铸成的错误相比，要少得多、轻得多。而且这种失误，比较容易通过科学界的进一步评论或科学实验予以纠正。
为了政治需要，不惜压制、牺牲自然科学真理，这类悲剧何时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ＡＢ团”斗争·李维民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反“AB团”斗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记述很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几份文件对于研究反“AB团”与富田事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AB团”斗争是在中央苏区由总前委发动的
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发生于1930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于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反“AB团”的指示或部署，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也没有开始，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苏联党的领导人，这时都还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汇报信中，转述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盖利斯说：
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AB团”的建议。1931年2月19日，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的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这封信的内容：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响之下。AB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AB团分子还是这里的AB团分子的挑拔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进一步反映了他听到的情况，信中说：
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与“AB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的这项命令未被执行。
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注：即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这是盖利斯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给别尔津的汇报。后来他未去成。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项英去苏区，12月30日，项英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成立，因周恩来尚未到苏区，项英代理书记。他对反“AB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严肃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说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这个公告发布后，使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从共产国际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反“AB团”斗争是由内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驻中国代表别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温裕成和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富田事变后第一个苏区代表团汇报的情况：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代表团是1月3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迭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