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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全国解放后，一直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吴玉章不恋栈于官场，婉言谢绝了请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建议，低调地选择了人民大学校长的位置，把个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华北大学，居然有声有色地办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为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当时极为需要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同时，为了提高当时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他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后来那些有名的像纺织部长郝建秀，作家高玉宝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作为教育家，一个曾经出国留学，看到过发达国家民众知识水平的人，他太知道教育救国的道理了。而这，正是作为革命家，吴玉章此时唯一的选择。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新中国历史建造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吴玉章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和眼泪实践了悼文中对亡妻的承诺。
这是一个真实的，有关革命者的故事。像吴玉章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像他经历过那样的悲剧故事，今天也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需要作出像先辈们那样的牺牲。因为今天已经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因而也有人说今天是人欲横流的社会，那些理想主义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这种说法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对于人民的公仆来说，有些理想和原则是永恒的，离开它，你就没有资格进入公务员的门槛，甚至不够资格当一个合格的公民。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留下了对照的典范，特别对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还没有“过时”，因为经常把它放在嘴上，有时还能为他们的形象加分），却陶醉于已得的高官厚禄，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放纵子女亲友对公共财富巧取豪夺，却不允许社会舆论监督的人。对那些轻易爬上领导岗位后不思进取，专工拉帮结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对那些接受政府委派，在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发下天文数字年收入的某些言必称三个代表的企业高管来说（他们的年收入竟然达到一个普通农民年收入的两至三万倍！），这个口号岂止是讽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羞辱了全国人民，也严重地挑战了立国的初衷，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全国各地频发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其起因无非是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为投诉无门才铤而走险。目的是要引起更高当局的注意。难道这还不足以使那些游刃有余地弄潮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新贵们猛醒吗？
他会怎么想，如果吴玉章还活着的话。为了救国，他应该会为哪些人再办一所以如何做人为重点的速成中学呢？
责任编辑 吴思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刘济生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被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漫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证明他们是走在历史前面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还表现出某些不成熟，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他们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异己力量。研究一下这些思想解放先驱的活动、思想和历史作用，对于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大有裨益的。
一、思想解放先驱的实践活动
个人崇拜、“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因这些消极的影响并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只廖若晨星似的出现了个别的思想解放先驱，如上海林昭，北京陈世忠、郭世英等。他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批评了党的一些错误政策。尽管这些风毛麟角式的人物的后果极为悲惨，但他们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了勇于探索的足迹。他们虽然在人口总数量中占极少数，但却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分布在祖国各地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特殊社会现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的思想解放先驱，开始较少、中后期较多，可从下面这三个阶段里看一下他们的活动。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月风暴”。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急骤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似狂涛巨浪，席卷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盲目参加了运动。这个阶段里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以北京市知识青年遇罗克为典型，以他1966年10月写出的《出身论》为标志，表明了对“左”的错误的冷酷思考，并对封建等级制残余（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公开挑战。《出身论》在当时所谓“大民主”的条件下得以发表，印行7万份，翻印百万份左右，传遍各地，影响颇大。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晓舟全力支持宣传遇罗克的观点，亦有影响。遇罗克、郑晓舟为宣传真理，批判“出身论”，分别于1970年、1968年献出生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林彪、中央文革的个别青年，如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伊林·涤西等。
第二阶段，从“一月风暴”到“九一三”事件。这一阶段全国大动乱，“文化大革命”错误充分暴露，这时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先驱。辽宁的张志新对宣传个人崇拜的“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发出抨击，公开表示对林彪、“四人帮”的不信任，并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叫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教师朱守中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而且对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逐个评功摆好、对在台上跃武扬威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逐个嘲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党内党外政治生活存在的“左”的错误给以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他的许多观点不仅有系统性，并经得起历史的验证。青海省的教师贾正玉1969年公开出来反对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政变”。江西省南昌青年学生吴晓飞于1967年到1968年之交。写了40余万字的政论文章，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被打倒的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和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还有山西省青年教师邓思京、青海省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省战士王笃良、福建省干部陈寿图、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张坤豪、河南省保卫干部李新夏、贵州省技术员马锦征、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省知识青年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省女医生官明华、驻西藏自治区战士石仁祥、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等等，他们都坚决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并不同程度地反对了个人崇拜。上述这些思想解放先驱，除了郭维彬之外，都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
第三阶段，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垮台。林彪外逃叛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位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的背叛，给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促使了人民的觉醒。但是，远不能说整个人民都觉醒了，个人崇拜还深深束缚住人们的头脑。这一阶段思想解放先驱继续同个人崇拜、特别是同“四人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工人史云峰于1974年7月写好了20多张传单，后来分寄1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关，他又写下了标语，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忙的胜利公园前面交通岗亭上。传单内容明确提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并提出普选制的庄严要求。11月初，“四人帮”惶惶之余派人到吉林省协助破案。四川省李天德于1975年8月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献国策》，上书言事。《献国策》中反对个人崇拜，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五条罪状。李天德在狱中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提出自己正确看法。此外，驻北京的战士蒋标川、四川省重庆市工人白智清、驻山东省青岛市战士韩爱民、福建省三明市青年干部赵大中、上海复旦大学学员刘秀英等等，也反对“文化大革命”，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还有一些先进的个人和集体投入到“四五运动”的洪流之中，起到了组织、宣传群众的作用。除上面介绍的史云峰被杀害于“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其他人在狱中受到磨难庆幸存活。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先驱斗争勇气很足，但一些人没有触及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都受到残酷的镇压。众所周知，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管，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进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李新夏在监禁中被打得血肉模糊，鼻子和嘴里都涌出鲜血。一个凶汉，挥着匕首，在李新夏两腿连刺14刀，被活活弄死。史云峰在行刑前，他的颈部皮下注了两针普鲁卡因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紧紧勒上。陈寿图、马锦征也是被封住嘴而被枪杀！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们，为了祖国的前途，他们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历史是最公正的。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平反昭雪，他们的英雄事迹得到了表彰并到处被人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