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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那种恶劣的投机取巧的聪明人，也有善良得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子。我看炳泉就属于后一类，当然他有他的特点。在地下工作中，在敌人的营垒里，他智勇双全，游刃有余。但是当他来到自己这方面，到了自己的家，他就丧失了警惕，解除了武装。他秉性善良忠厚，地下工作强调组织纪律性，组织纪律性特强又成了他第二天性。他当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时候，这一点曾经为延安来的国际部党支部书记所称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来势的凶猛尤其使他做梦也想不到。这里还应当加上我们古老的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孝的儿女。”这许多因素综合起来发生作用，把李炳泉这位智勇双全的斗士变成了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瓜。他傻到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专案组看成了党的组织，党的代表，看成了自己的领导和上级。
专案组在他死后给他做了结论，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他的“主要罪行”的第一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诽谤和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并且还全面系统地攻击和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
这条“罪行”是怎么来的？是有人听到的吗，不是。那是专案组捏造的他和他妻子的“私房话”。既然是“私房话”，别人怎么知道？开头李炳泉当然不承认。后来专案组的人装腔作势，手中拿着一卷纸，以表演大师的手法，说他妻子已经揭发了，这是她揭发的材料。在李炳泉心目中，专案组是党的“组织”，“组织”难道会作假？这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想不到他以命相许的党组织不仅会作假，还会欺骗他，诈他！于是他只好认账，签字认可。难道他不了解他的妻子，不相信他的妻子吗？否！他当然了解，当然相信。但是，他妻子是一个“个人”，“个人”可能犯错误，何况在这种大风大浪之中！而专案组是一级组织，是党的代表！这里我想起那位著名的作家赵树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家逼他承认他是叛徒，逼得他死去活来，他无可奈何，便说：“党现在需要我当叛徒了，我就当一回吧。”我跟赵树理很熟，他为人忠厚，也很幽默。幽默被称为含泪的微笑，我们想想他这句
里饱含着多么多的眼泪！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当时文件里和报纸上天天这样说，唯恐人们执行不力，还不断发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的“最高指示”。造反派也罢，专案组也罢，都是奉命行事。他们手中有尚方宝剑，好比电视剧中“如朕亲临”的金牌，所以他们确实也都是党的代表。至于有些人特别地奸巧欺诈、残暴凶险，企图捞好处，向上爬，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被培养起来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也同他们自己那低劣的品质分不开。总之，在地下工作中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李炳泉，在他为之拼命奋斗的新社会变成了一个举止失措的不能自保的大傻瓜。他妻子刘可兴为这个“私房话”的问题跟他吵了一架，然后夫妻俩抱头痛哭。我希望可兴把那场争吵详细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我希望她的回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炳泉和他的死，从而进一步看清那场史无前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浩劫。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吴玉章的“哭吾妻游丙莲”有感——
解读一位老革命家的亲情和操守·朱维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人民大学去慰问正在大炼钢铁的人大师生。演出的剧目是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表示对艺术家的尊重，那天晚上学校有关人员特地请来了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观看演出，
在演到祝英台哭坟的那一场戏时，在台上侧幕边看戏的人大工作人员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坐在第一排中央的一直笑容可掬的吴老，他的神情开始发生变化，他微微低下了头，眼中闪出泪光，进而泣不成声。于是赶紧通知校长办公室的干部，请他们把吴老送回住所，说：“真不该请吴老来看这样的苦戏，看把老人家哭得多伤心！到底年纪大了呀。”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吴玉章同志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短文。这是吴玉章同志1946年10月在延安接到他生平唯一的妻子游丙莲女士在老家四川病故的消息后，百感交集，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的悼文，赖以宽舒重压在心中对亡妻长期以来缺少照顾的不得已和歉疚感。文章朴实无华，短短千数字，却写出了一个那一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
关于游丙莲的生平，今人知之甚少，只知她是由父母之命嫁到吴家的，一位四川缠小脚的农村妇女，似乎没有读过什么书，而吴玉章却是一位那时在中国被视为国之栋梁的，不仅身穿洋装，而且相貌出众的留洋学生。任何人看来，那都是一段并不匹配的姻缘。而且他们统共只有六年共同生活的时间。那么，是什么维系着这段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婚姻直到双方生命的终了呢？难道仅仅是约束于一纸婚书的承诺吗？既然有着那么大的文化差距，婚姻生活又是离多聚少，这对夫妇还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夫妻感情吗？这篇悼文给了我们解答：
文章第一段里写道：“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压迫，专制主义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以免玷辱家门。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满以为革命成功，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
看来，除了革命事业，吴玉章也是一个梦想着过太平生活的平常人，有着一般家长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他之所以视游丙莲为他婚姻的最后归宿，除了出于对她对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支持而发自内心的感激，作为丈夫，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对于游丙莲人格的欣赏。那是一种传统中国妇女特有的美德，虽然她并不能确切知道丈夫在外面世界为什么要干革命和革命的全部意义，但是她相信他，因为她找不到不信自己丈夫的理由。于是她独自一个人毫无怨尤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和在国统区作为革命党家属所必须面对的种种麻烦。这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够做到的，而她却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是值得爱的。女人的美有两种：一种是外貌的美，这种美是有条件的。它会凋谢，会憔悴。另一种则是内在的美，这是源于她行为中所表达出来的真挚和善良。这种综合出来的美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愈臻圆满。吴玉章选择的是后者。这种感情是绵长的，坚韧的，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后来为什么吴老一直没有续弦的理由。
吴老对游丙莲深沉的怀念之情，还表现在对于她养育了一对令自己为之骄傲的儿女的感激。女儿长大后，继承了母亲善良的秉性，不幸的是她也继承了母亲多舛的命运。她中年丧夫（丈夫被反动派杀害），带了六个儿女受尽了人间苦楚，还要帮助老母操持家务，侍奉左右。现在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离她而去，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吴玉章尽管痛惜她们的处境，却又无能为力，这时能不为她放声一哭吗？其实他的这一哭，不仅哭的是游丙莲，也为女儿的不幸而哭，为全中国有着同样命运的妻子而哭。
游丙莲在艰苦的环境下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吴震寰培养成一个有报国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这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悼文里写道：
我哭丙莲，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学会了水电工程。他十七岁离开你，二十年在外使你时刻忧心，他秉承了我们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服务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捏而不缁的操守，不贪污腐化而为社会的罪人。十八岁赴法国留学，毕业后就在法国水电工厂服务八年，苏联国家计划局服务四年都得到了好评。他为祖国神圣抗日战争归来，因日寇封锁，机器不能输进，就谋自力更生。他自己设计，以本国的器材建成了长寿的水电工程。国营事业的获利，常常使这工厂占第一名……
然而，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命运又以它新的残酷打击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这个在他心底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吴震寰也在河南去世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人生最为悲痛的事，莫过于少年丧亲，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对于吴玉章来说，所有这些伤痛，仅仅是在他两位兄长为革命牺牲后（一位死于辛亥革命，另一位牺牲于大革命）悲剧的延长罢了。也许发生在吴玉章一个人身上的家庭悲剧，在那个时代，正是那些执着的革命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吧。
这篇悼文，给我们说出了一个革命家庭生离死别的故事，也使我们终于得以解释为什么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戏时，老人会如此的悲痛欲绝。也为我们解释了经历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吴玉章还能一如既往，坚守一个革命者担负的时代使命的理由。
文章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国权丧失，外货充斥，工商倒闭，民不聊生。而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