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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做法就是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首抓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求干部群众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公粮、卖余粮、申报统销粮都要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省委认为,在统购统销这个问题上,全省普遍存在思想乱、分配乱、盗窃多、瞒产多、乱哭穷的严重问题。
在武都地区武都县东十二社,很多人反映粮食统销少了。但是县委向地委报告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让地主、富农、二流子搅和得鸡犬不宁,社员也跟上瞎胡喊、瞎胡闹。经县上调查认定:这个社三队瞒产洋芋8石多(当地计量习俗,十斤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8石即8000市斤)。三队队长王永孝一人贪污6石洋芋、8斗包谷,还到别的庄子上去贩洋芋。这个社有的社员家没饭吃,而他家的猪却能吃上豌豆。一个社员说,我揭发王永孝可以,但是,我不敢,如果让他知道了,人家一天给我少记几分工,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了。这个社的富裕中农赵五容,卖给国家40斤稻子和50斤豌豆以后,要求发给他购粮证。他骗上了“供应户”的购粮证以后,买回210斤粮食,又以高价在黑市上出售。
1957年8月上旬,武都地委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内容之一是展开一场“粮食大辩论”:1957年全区的粮食定购任务能不能完成?“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对乡一级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学习中央文件,宣讲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所有敌人都在缴械投降的大好形势,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的坚强决心。然后深入到各农业社首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工作,同时做好广大农业社社员的思想工作。
会后,武都地区各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光岷县一个县就抽调干部426名。这些干部迅速分散到全区167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驻队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是照搬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办法:进行一场“粮食大辩论”。具体办法是把“辩论”和“鸣放”穿插进行,把鸣放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辩论。武都地委在一份材料上说,通过大辩论这样的思想交锋,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其中意见最多、最激烈的还是统购统销中给社员的留粮标准问题、购粮任务问题。辩论前,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辩论开始,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战激烈,呈胶着状态。辩论中,经驻队干部引导,采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收效比较好。武都地委对各县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认为粮食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离不开隐瞒私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几种。在夏粮分配中,武都县蒲池乡的6个社,私分粮食12930斤。这个乡去年走黑市的一共有1017户人家,流到黑市上的粮食有20多万斤。岷县西寨区刘家堡社的800亩秋粮,估产中就瞒产40000斤。还有的虚报年龄,把小孩子报成大人,多分粮食10000多斤。也有大斗小算的,78斤1斗算成68斤l斗,瞒产13000多斤。大辩论时,一名退伍军人说了实话,我们这里实际上有三本账,社员柜里一本账,会计桌面一本账,合作社主任怀里一本账。
武都地委向省委报告说,经过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农村社员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部群众情绪高涨,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潮正在全地区兴起。宕昌县何家堡社的公粮已经入库91279斤,超额100%完成了任务。沙湾区公粮超额100%,购粮完成105%。白尤区的燎原社过去是三类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社员的觉悟提高了,情绪变了,他们抬上毛主席像去交公粮,一天入仓9000多斤。宕昌县裕民社过去有四户农民坚持单干,不入社,现在积极申请入社。康县今年春天以来就开始闹粮的农民现在的火气都消了,不闹了,不但不缺粮,又都变成了余粮社。大堡区一共有43个合作社,三干会上有23个社讲缺粮,只有8个社说有余粮,其余的社不表态。大辩论以后,余粮社变成了20个,缺粮社一个也没有了,总共有余粮158839斤。
打开这个时期的《甘肃日报》,全省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的报道连篇累牍。
1957年8月9日,《甘肃日报》一篇关于漳县的报道是:多卖余粮加紧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8月22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正题是:社是农民的家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副题是:成县东槐乡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向青年进行教育。
8月27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漳县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正题是:掀起早交公粮多售余粮热潮;副题是:保证今年售余粮比去年增加五分之二。
9月4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平凉县洪岳社揭穿叫喊“缺粮”秘密:阶级敌人是粮食问题上混乱的制造者;正题是:农民们以踊跃交粮的行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9月6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题为《在粮食战线上胜利前进!》这个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五个不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10%(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一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1957年8月14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9月15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6300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8月19日到9月4日历时17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是想通过迎合上级的口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呢?今天已经无法寻找真实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一个不争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姓干部的报告接着解剖了一个典型合作社——礼县齐记社来证明他的“各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处理”的结论。他说,这个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过去群众把坏分子打骂干部、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知道了,这是敌我矛盾。以前部分党员跟上富裕中农大喊大叫,说一年留390斤口粮不够吃,现在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农业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过去,二流子行为得不到制止,大辩论以后,给二流子都规定了农活,不劳动不给粮食,二流子们都作了检讨。三是党在农村依靠的力量——贫农的立场站稳了。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各队都交叉召开了支部会、合作社干部会、共青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贫农会、积极分子会、老农民会、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富裕中农的二话少多了,贫农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四是资本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大家在大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
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除上述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的地、州委书记会议专门做出安排以外,还有不断的听取汇报、检查督促、表彰先行、鞭策后进、舆论导向、领导调研、整体推开、不留死角等各项措施保证。由于各项措施“非常得力”,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
1957年8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率队深入到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合作社调查研究,掌握农村整风动态、指导农村整风工作。8月28日,张仲良以个人名义给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社进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情况简报》。1957年9月11日,张仲良、李正廷联名在《甘肃日报》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谈两个农业合作社的大辩论》,以8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在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到的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并且总结了四条经验: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一边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一边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二流子展开斗争,不断集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调查摸底,弄清楚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四、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先要孤立敌人,进而打垮敌人;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