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阅读过程发现任何错误请告诉我们,谢谢!! 报告错误
热门书库 返回本书目录 我的书架 我的书签 TXT全本下载 进入书吧 加入书签

炎黄春秋200902-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邢同义
  1957年7月12日以后,甘肃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开始启动。 
  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地、州委书记会议,总结了此前一段时间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决定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加深加宽斗争力度,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斗得敌人体无完肤,叫敌人真正缴械投降。”这就是那次会议提出的战斗目标。请读者注意,这里说的是“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全省广大农村。 
  甘肃省的这个安排,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为全国的农村整风是在这一年的8月8日以后全面推开的。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农村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明确定位:“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配合这项《指示》的发出,《人民日报》8月10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有了中央的这一个明确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甘肃“农村的整风”进行得更加轰轰烈烈。 
  从后来甘肃农村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纳入运动中。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斗争一番的做法,被后来二十年的各次政治运动所应用。第二、大力宣传并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对这项政策表现出任何犹豫和抵制的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斗争。第三、农村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挑战,通过农村整风运动再巩固提高。 
  1957年8月13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刊登一条消息,介绍秦安县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看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火药味儿有多么浓烈:《如果谁硬要以人民为敌,我们就拿起锄头消灭他》,显示反右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大农村,反右派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8月28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打退地主富农的疯狂进攻》。同一天的《甘肃日报》还有一条消息是:《武威农民击败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消息说,有些乡社的一小撮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煽动下,到处造谣破坏,散布不满言论,企图推翻共产党,搞垮合作社。他们说什么:“正月十三一场风,今年定要动刀兵。”“殷纣王的江山虽然是铜墙铁壁,也叫苏妲己弄翻了。共产党的江山并非铁打铜铸,叫这些基层干部乱整,还能坐到几时?”西营乡的地主分子曾仲发公开向群众造谣诬蔑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共产党不行。”九墩乡富农分子段乃武借会计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社员多人罢工,阴谋未遂,就率领人向乡人民委员会请愿。一贯道首、富农分子侯锡山家中积存各种粮食三十多石,但在夏收前唆使其母亲装穷喊苦,并亲自拿着镰刀,明目张胆地几次抢割社里的小麦二亩七分。金羊乡伪军官韩廷弼父子三人曾再三离间社员关系,拉拢社员退社,并毒打我干部姜兴德。运动开始,这些地富分子都受到了迎头痛击。 
  中共酒泉地委对酒泉县的一份调查说,全县35个乡反映出的141个地主富农分子、28个释放管制分子、6个反革命分子、27个社会渣滓材料有力地证明,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其不满,特别是自党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他们的活动更为嚣张。有人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各种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中共武威地委的一份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常地讽刺辱骂基层干部,污蔑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以发泄阶级仇恨。还有极个别的敌人向农民反攻倒算。如集泉乡的恶霸地主周浩,起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免于起诉释放回乡。他回家后对农民说:“是政府害了我,干部给瞎扣的帽子。我在武威劳改时想了,政府冤枉我的小问题有四千多个,大问题有八十多件。”一直仇恨在心,企图一一反攻倒算。周浩对社主任监督自己劳动十分不满,辱骂我们的社主任是“特务头子�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0) 踩(0)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