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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鸿章的出场，维特的《回忆录》中有很有趣的描述。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他走进亭子，我赶快迎上去，还没来及寒暄，他就通过翻译问我：“听说刚刚发生过一起大惨祸，伤亡了一两千人，此事可真？”我有些不悦，他怎么这么冒昧，刚上来就说这不愉快的事，就回答说，“是的，实有其事，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露出很关切的神色，接着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随口答日，是的，已经向皇上禀报过了。他面带遗憾的表情，连连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太没有经验了，这样的事怎能照实禀报呢？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呈奏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次他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瘟疫疾病，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他听了很是喜欢。”维特继续写道：
这位看似威严、实际很和善的中国老人又作解释般的向我开导：“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干嘛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据说李鸿章一边向维特“介绍经验”，一边还劝说此次惨案的责任人、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和其他沙俄朝臣“区区小事，一定放宽心些。”
， 只此一事，中国的总理大臣就赢得了沙俄总理大臣的好感。维特评价李鸿章卜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当时位居中国朝廷的最高职务”，而且“善体人情，乐于为人出谋划策”。
其实，后来事态的发展，李鸿章的热心点拨完全多余了。沙俄朝臣也根本用不着为此惨案担心，就像中国总督根本用不着为死去几万人的鼠疫担心一样。实际上，尼古拉二世得知消息并不比一般莫斯科市民晚，这有他当天的日记证明：“露宿在霍顿卡广场上等待分发午餐和搪瓷杯的人群突然蜂拥到临时建筑物前，于是发生了拥挤。越挤越厉害。约有一千三百人被踩死或挤死。我在十点半钟得悉此事……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
仅是“讨厌”而已。据后来透露的资料，那天下午曾有很多人奉劝皇上取消法国大使蒙特贝洛晚间为他举办的专场舞会，万一取消不成，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应前往。也有人提出应赶快就此事件召开一次御前会议。但尼古拉二世根本就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认为根本用不着改变原订计划，法国大使的专场舞会尤其不能推辞掉。
于是晚间舞会按时举行，皇帝夫妇准时驾临。一位西方记者对那天晚上的舞会描述道：“在各个舞厅的桌子上摆着十万朵鲜玫瑰花，芳香扑鼻。这些鲜花是为这个晚会特意从普罗旺斯订购来的。晚餐桌子上都是银质餐具，这是特意从凡尔赛宫运送来的。应邀前来的七千宾客在枝形吊灯的光照下欢歌醉舞、畅饮醉乐。就在他们寻欢作乐的那几个钟头，霍顿卡广场上的救火队员和士兵正在举着提灯收尸，不停地忙碌着。”“成千盏枝形吊灯的光，照射在花带上和喷泉的水珠丝上，大家都在欢乐，处处是一片幸福的欢笑声……这群显贵们白天看了一天的死尸，一堆堆被太阳晒着的死尸，现在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组成一个个圆圈，慢慢地往皇帝皇后跳卡德里尔舞的中心靠拢……”
亲历过此事件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因格尔索也写到过他的感受：“眼望着这些加冕庆祝行列、游艺和舞会的极度奢靡，我不禁想起那些穷困的农夫，那些疲惫的、半饥半饱的劳动者，那些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的脊背，那些像牲畜一样被赶往西伯利亚地狱的人群，那些身心全属于沙皇的无知的民众。”作家感叹道：“不论是宏亮的钟声，还是号角声，都无法盖过民众的呻吟声……”
皇上有了这份好心情，对这桩震动了全世界的惊天惨案的处理也就可想而知了。典礼还没有结束，就给这次加冕典礼的总指挥、筹委会主任、莫斯科省省长、年轻沙皇的叔公、被莫斯科百姓认为是这次惨祸元凶因而被称为“霍顿卡公爵”的谢尔盖颁发了一道圣旨：“对您出色的筹备和主持如此盛大的庆祝活动深表感谢”。典礼结束的第三天，即5月28日，谢尔盖大公爵又接到一道圣旨：鉴于他在加冕典礼全过程中表现出的指挥调度能力及其功劳，他被任命兼任莫斯科军区司令。
当然，对这“一场沉痛的灾难”（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外的自然灾害，比如像地震、洪水和暴风雪什么的）也不是没进行一点调查和处分。那是对谢尔盖大公爵主管下的各部门。尼古拉二世下令对“没有及时采取疏散民众的必要措施’’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要进行严惩。经研究，枢密院派出了以专门负责侦察大要案的侦察员凯泽尔为主的调查小组。为使调查小组认真负责而又调查准确，又委派庆典筹委会负责人、副总指挥之一、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担任调查监督员。
调查结果当然是所有人预料之中的。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在自己对自己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调查之后，始终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失职的地方。他给皇上打报告说，从圣彼得堡来莫斯科的宫廷部的所有官员，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对那天的游艺活动仅仅负责“指挥分发皇上的礼物”，而场地秩序理应是由莫斯科警察局负责的。
莫斯科警察局长弗拉索夫斯基赶快写报告辩解，称“广场上负责指挥的一直是宫廷部，游艺活动的一切都由他们安排，包括装礼品袋。莫斯科警察局同所有这些筹备工作毫不相干。”警察局只是“负责场地四周边缘地方的治安，不发生事故。而四周这些地方确实一切正常。”
凯泽尔倒是写了厚厚一沓《霍顿卡骚动事故调查记录》，还壮着胆含混不清地提了几个人的名字，但此文件从上交那天就封存在了谢尔盖省长府的办公室抽屉里，再没有人看到过。
无论怎样，结论最终还是做出了：莫斯科警察局局长是唯一肇事者。又有人替他求情，除了那天的游艺活动，其他庆典活动的秩序还是维持得很好的。又协调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给予他“撤消局长职务，发给每年三千卢布终身抚恤”的“严厉惩处”。
皇太后目睹过那幕惨剧，她为这次灾难“深感不安，心里牵挂着躺在医院里的重伤号”，让人给送去了一些葡萄酒以示慰问。人人都知道那是宴会上喝剩下没法处理的。尼古拉二世也说自己是“亲民爱民”的，先是决定为每个遭难家庭发放一千卢布抚恤金，不过在了解到不是一千而是将近五千人时，又因“没人提醒…‘忘记”了这一成命。后来又想出个好主意，用加限制条件的办法，把数目降到了五十至一百卢布，还规定有些家庭没有。朝廷为此总共从国库拨出九万卢布，包括谢尔盖大公爵在内的莫斯科的官员又从中弄走一万五千卢布，说是用于支付埋葬费和其他费用。
而加冕典礼本身花费的数目是整整一个亿，是那一年全俄国教育经费的两倍。
据说，李鸿章离开后还惦念着这件事。维特还曾托人捎信给李鸿章，除对他的“介绍经验’’深表谢意外，还特意告知：“其实啥事没有”。当然，后来这事在很多资料上都没有记载，真实性不好考证。
到这里文章本该结束了，不过笔者还想加上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的一笔：那年底，向有记日记习惯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愿上帝保佑，在即将来临的1897年，能像今年一样国泰民安，万事吉祥。”
冯塔纳关注叶名琛
■ 吴晓樵
特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最为杰出的作家。他到快六十岁时才涉足长篇小说的创作，当时“铁血宰相”俾斯麦刚刚以武力统一德国不久。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暴风雨前》问世于1878年。自此一发不可收，文思泉涌，至逝世，在晚年短短的二十年光阴里，他创作了总共十七部高质量的中长篇，而且大多以统一后的帝国都城柏林为背景，成为德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学的奇迹，他被后世作家尊称为“老年冯塔纳”。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就尊冯塔纳为老师，他描写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的长篇小说《说来话长》（出版于1995年），标题就是取自冯塔纳的晚年名著《艾菲·布里斯特》（出版于1896年）中的文句，而且以前民主德国波茨坦冯塔纳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为小说主人公。
笔者因为研究“老年冯塔纳”的缘故，前些时候，在翻阅他的全集时，竟发现了他与中国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竟有一段文字的渊源，这是迄今研究中德文学关系的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原来，德国这位伟大的作家在早年、在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时候，站在了中国的一边，为中国说话，在当年的叶名琛事件中，他是中国的同情者。
叶名琛在西方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1852年，他始任两广总督。1856年10月18日，广东水师在南海海面搜查走私船“亚罗号”，拘捕了船上的数名海盗。英国人借口扯了他们的国旗，提出要中国赔礼并道歉。叶名琛在研究了整个形势后，释放了嫌犯以表诚意，但坚持无歉可道，使得英方无言答对。接着，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提出无理要求，要逮捕曾在“亚罗号”缉拿海盗的千总梁定国，又重复四年前的“进入广州城谈判”，均遭叶的严词拒绝。于是该年12月23日，英国海军悍然炮袭广州城，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1月5日，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旋即经香港押往印度加尔各答。1859年4月9日，叶名琛绝食客死于此。
在叶名琛事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