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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雪，那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茫茫积雪，还有那毛乌素沙漠上换了颜色的此起彼伏的雪野。……人有时是很奇怪的。一个原环境中的寻常物事，待换了新环境之后，你会如梦如幻地去追忆它。”这些历史遗迹或对于个人有着特殊意味的细节，负载着深沉而又厚重的文化意义，家国兴亡、盛衰更替、繁华萧条、奢
靡凄寂、生命个体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了。
“聚散与悲欢”与“春情与相思”两节中颇有共同点，离愁别绪，聚散悲欣，无非“离合”事。在爱情的范畴内，“思念”或是“相思”无疑是最美丽最诗意的部分，由于思念，更加令人神往，爱情的魅力得以精神上的抽象与绵长。假使没有长相思，而只剩下长相守，思念解除了，诗意与幸福感也就随之消逝。也许正是从这种意义而言，离别与思念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也不可或缺，同时也是诗意并且美丽的。将之放置于“生活”范畴而言，孤独与思念对于创作精神产品杰作的人来说，有时也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文学创作传统”所指的特定含义，恰恰是标新立异的创造性意识。对于那些遭到传统的否定的许多诗人，对那些志在立异和独创的人来说，透骨人髓的孤独感往往陪伴其左右，“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漂泊天涯。元朝的士人在家国情怀皆消魂的漂泊之中，更能体味孤独的萧疏、苍凉意绪，也许恰恰是心灵孤寂的所在成就了他们独行特立的艺术样式与文学价值。
聚散有时，一切有时。人无法确知生命历程中的一切，这便是离别苦涩中的美所以为诗的根据了，特别是它凝结为既清晰又模糊的一段记忆贮存之后。创作的价值在于将回忆转变为艺术，控制这种痛苦，把握回忆中的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情感，弥补或是续接这种模糊的伤痛，这与前文所叙的“怀古与伤今”又有着某种秘密的契合，是民族的诗歌传统将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惜的是世人已在渐渐远离诗歌传统，远离盛开美丽花朵的诗国。
当然，我也有我的偏爱。在全书中，最喜欢“沉醉与清醒”一节，讲述“诗酒天真”的古与今。“看了那吴山青似越山青，不如今朝醉了明朝醉”。也许正因为作者也是饮酒中人，这“杯中物”在他笔下显得格外多情。“酒既为了获得穿越时空、乐与古人游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感觉性的东西，它也就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性的液体了。心与古人游，虽是一种遥想，一种追忆，一种沉浸，说到底也还是一种感觉”。怀着天真率意的一份真性情，陶醉于诗意与哲思之中，饮酒也就成了适意乐生的一种寄托与追求。自古酒能解忧，文酒难分，诗酒难离，诗与酒更是结下不解之缘，诗人中真正的饮者往往又是天真率性的。到了元代，因了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冲突，似乎醉翁更多，醉歌殊狂，醉语益奇。沉醉的目的似乎在于“暂忘”。可见诗人饮酒，既关乎诗又关乎人生态度。作者继而不无忧虑地谈及今天“诗酒天真”的失落，“且不说今天诗意的失落，诗坛的荒芜，便是饮酒，也是完全变了味”。痛饮，当是在大喜大忧之际，以便得意忘形，肆意宣泄；微饮，可对付一般忧愁烦闷，使心灵敞开，以挥发郁拂之气；至于好饮，当是指以品味与欣赏的态度，一种享受式、理智型的饮法。饮酒自有台阶，就应顺其自然。“天真一失，未免俗气”。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并集之大幸运，也许只有饮者最能得其真趣吧。“不善饮酒者得其气，善饮酒者得其趣。若真能得趣者，则日夕花朝，青山绿水，同是一酒中之趣，但恨世人不能领略耳。”（语出张岱）作者论及饮酒的篇什不少，趣味盎然，从某种角度理解，作者所钟爱的元曲也正是这杯中醉人的美酒，怡性情、发忧愤，微醺也好，痛饮也罢，一派诗酒天真。
“为了这部书稿，我已说不清是第几次通读元人散曲了。所幸每每通读，都有新的阅读心得体会，也均有不同的感悟，所谓‘词山曲海’，其中的宝藏是开掘不尽的。读诗、词、曲，关键似在于晶藻他们不同的韵味，要读出味儿来，诚为不易。”从元曲中见人生，自诗歌传统中汲取精神养分，在诗、词、曲的历史文化河流中慢溯，看了那吴山青似越山青。
（“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元曲与人生》，王星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元明散曲史论》王星琦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元曲艺术风格研究》，王星琦著，江苏文艺出版杜1996年版）
虽小却好
■ 黄 波
已故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希哲先生的遗著于去年出版了，承梁先生的哲嗣不弃，赠我一册。我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这本近三十余万言的《梁希哲明清史论集》放在手边，断断续续很快就读完了，证明这不是一本务为艰深的书。但这丝毫不减其价值，相反，此书又唤起了我一种阅读体验，是当初看孟森（心史）先生的明清史系列论著时曾油然而生的，而这种体验在阅读今人明清史论文时仿佛生疏已久了。
著者旧曾撰有《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对明清两朝的典章制度自然是烂熟于心的，这本集子中也收了如《明代内阁与明代的官僚政治》等与此相关的论文，但个人最喜欢的却是几篇口子开得极小的文章，尤其是《论徐阶》和《洪朝选狱案杂考》两文。长期以来，嘉靖、隆庆年间的重臣徐阶被认为是一位典型的“乡愿”式人物，特别是他与严嵩同在朝十余年，以迎合帝意、久安于位为人所讥评，至于他从政的是非功过，则少见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而纵观历史，像徐阶这类的政坛常青树（或可贬之为“官油子”、“不倒翁”）是不乏其例的，因此怎样跳出空泛的道德评价范畴，揭出得失并总结历史经验便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了。梁先生此文人手其实也颇为简单，他没有一上来就给徐阶贴一个标签，先判定他代表哪一阶级利益，然后以这种先人之见去苦苦搜寻能够证明自己判断的资料，而是紧紧抓住“徐阶其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一问题，胪列史实，不论于徐阶其人有利还是无利，均细加考订，使之昭昭在人耳目。文章既举出了徐阶主政时的作为，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他的性格弱点，剖析了徐阶在昏君、权臣夹缝中的困难处境。平实，平恕，这种简单实际上也是一种史识。以此论人，即使不中大概也不远了，我想徐阶有知，也许会许作者为知音的。像下面一些论断：
徐阶在处理与世宗、严氏父子关系上，确实用心良苦。对于明世宗不得不迎合；对于严嵩又不得不逢场作戏，虚与委蛇。
徐阶不是诤臣，但也不是佞臣。
（徐阶）经过挫折后，伴随官场阅历加深，统治集团上层政治风云的洗礼，早年的锐气消了，度量大了，成为“器量深沉”的人物。
寥寥数语看似平淡，实则包含了丰厚的人生体验，是知人论世的好例，读者有心，当能获得多种启示。
如果说《论徐阶》可见梁希哲先生之史识，那么《洪朝选狱案杂考》则足见先生之史才。前人早就说过：“明代大案多枉”，像朱元璋钦定的蓝玉案、胡惟庸案其实都近于“烛影斧声”，留下谜团无数，相形之下，不过位居刑部左侍郎的洪朝选之惨死狱中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梁先生从该案背后看到了隐藏着的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认为借助此案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嘉靖至万历前期的国家政局和社会矛盾，更有助于全面认识像张居正这样一位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乃费大力气做了这篇考证文章。通读全文，应该说梁先生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作者如老吏断狱般洞幽烛隐，列举大量书证证明洪朝选遭祸始于辽王与张居正之隙，时人告发辽王谋反本是一桩冤案，张居正乃借机向奉旨查勘此案的洪朝选施加压力，欲坐实其罪，而洪朝选不为上司压力所屈，查勘后得出了辽王虽暴虐但并无反意的结论，使张居正“憾之”。洪朝选继而称赞那些因弹劾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的大臣，更使张居正（（J憾益深”，终于遭来了杀身之祸。梁先生此文不仅厘清了历来众说纷纭的洪朝选狱案的真相，也道破了有明一代朝廷和宗室、君王与藩王错综复杂的关系。明朝藩王表面上是“天潢贵胄”备极尊荣，但同时也时时处处要小心翼翼避免皇帝的猜忌，不胡闹不行——否则易被人认为别有怀抱，胡闹过头了也不行——像辽王就是淫虐贪酷触了众怒，结果被人加了个最让皇帝闹心的“谋反”的罪名。在这种夹缝之中的藩王们多数注定只能成为顾炎武所说的：“名日天枝，实为弃物”。这何尝不是皇权专制制度下一幕人的悲剧！梁先生通过考订洪朝选案，还对《明穆宗实录》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梳理，指出作为世、穆两朝实录总裁官的张居正在其中做了不少手脚，从而戳破了历来所称张居正主笔的世穆两朝实录“最称严核”的神话。
此书中另外一些短章如《明代廷臣绰号与明代政治》等角度新奇，读来也是饶有兴味的。
我喜欢读史，少不更事时往往会为高屋建瓴的皇皇大论击节称赏，后来却越来越喜欢那些考订一人一事之类的小文，特别是孟森先生的著述，有时乃到荒唐地觉得以往那句“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说法也许并不完全正确，以为先把一枝一叶分别看清未必不是观察森林的一种途径。当然这些都只是个人兴趣之转移，不敢据此妄分优劣的。而我读《梁希哲明清史论集》，就常常想起孟森先生的《心史丛刊》来。回头翻看梁先生为自己文章所加之注，发现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