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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看，元曲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娱乐性、消费性、广泛的受众、世俗性等特点，它统统具备，其审美趣味也完全是市民化的。他们的个体在生活中无疑是软弱的，甚至是无家可归（指其心灵的归宿），倍受歧视的，但当他们被视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力量相当强大，在当时的世俗生活中所起到的精神作用不可低估，他们对于审美趣味、伦理道德的引导与影响，甚至对政局的观点与微讽等都借他们的作品被还原、放大。对于这种特殊时代的“时调”，必须以特殊阅读心理去体味，若以通常的批评模式去分析评价，难免失之偏颇。“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语出马致远曲＇拔不断＇）。曲文学的形式，可以视为诗歌史中恰是补缺的青山隐隐；元散曲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古代诸门类艺术中，相当独特，有补缺之功。从思想史、美学史以及语言学史等领域来看，元散曲也有补缺之得。当然，其中一些作品的确有时未免粗俗、鄙陋，但它总体上却是真正独特的、活的艺术，个中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意识也明显带有宋金元时期的烙印，与传统诗词差异很大，足以令人反复咀嚼、玩味。
对于这一点，作者王星琦教授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
我一直都以为，元曲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艺术，甚至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传
统文学艺术以外的“另类”，元人自己就将其视为“新声”。故后人时有对元曲
不同程度的误读——经典主义的先入为主的阅读，唯美主义的不无曲解的
批评、以及纯学究式的臆测与演绎。其实元曲就是元曲，它已逸出了传统的
经验主义命题之外，而且每每与传统的形式主义、精英主义乃至文学主义的
要旨相冲突。它是与以前任何一体文学都判然有别的、融大俗大雅于一体的
绝唱；它继轨古乐府精神，以天真率意为旨归，带有浓厚的民间情调，故元人
自豪地称其散曲为“我大元乐府”——王星琦《“青山正补墙头缺”（代前言）》
作者早年写诗，后师从王季思先生专攻元曲。出版了《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等专著，学术研究的高头讲章之外，又喜欢在寻常琐事中诗心颖悟，往往有隽永小品见诸报端。而这本《元曲与人生》，属“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立意从元曲中汲取精神养料，全书共分“理想与现实”、“浊富与清贫”、“沉醉与清醒”、“聚散与悲欢”、“俳谐与智慧”、“怀古与伤今”、“警世与叹世”、“春情与相思”、“节序与风俗”九个章节。作者自陈“文体，就不那么纯粹了，像读书笔记，又像鉴赏文字；似有论文的痕迹，甚至不乏散文随笔的意味”，正如他笔下所追求的“一种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不为物欲所拘牵，不迷失自我的精神追求”，文字自在洒脱，引用材料裁剪得当，颇有一份真性情的潇洒风神。在他的指点晶评中，我们往往能从元曲中找到共鸣、读出自我，在这些穿越时空的对谈与思索之中，胶版纸上冰冷的文字似乎也拥有了温度和灵魂。
“读史方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这“往昔”与“今日”在“人生的话题”之下变得如此的和谐统一，也具有了在现实中对话与理解的意义。元代的曲家们几乎个个都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而他们所推崇的人生态度又惊人的相似，不为物役，不患得患失，以求内心宁静，意绪平和，追求一种“闲快活”。这是元代士人对个人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结果，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与颠覆，也是对人性的重新体认与重新发现。他们对一直被儒家奉为有价值的东西，表示怀疑，乃至彻底否认，他们将人生价值赋予了活泼泼的生命本身。而今，某种对生活的扭曲，反映在对物质的极度崇拜之上，“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生活节奏的高速运转使人们几乎来不及思考这些人生的基本问题。而在元曲中，这些不得不做出正面回答的问题，当时士人给出了有价值的答案。那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态度，自然与他们的不为时所用，日趋边缘化的处境相关，可也不能不说是对生命问题所作的深层次思考的结果。“闲快活”突出一个“闲’’字。这个闲，不为“用”，不是浑浑噩噩过日子，亦非无所事事，而是有心去体会人生，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悠闲生活是一种艺术人生，实质上是一种心境，一种襟怀，甚至是一种观念，也往往是人们更贴近生活本身所做出的答案。清风明月、花开花落并非物质享受所能替代的，“诗酒乐天真”，也许正是现代人所缺少的一种人生态度吧。
同时，这也是考量知识分子问题的样本之一。元代知识分子就总体上说，是失落的群体，他们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在这样的物质与精神境遇中，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身，如何面对生活，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元曲中有大量的文献证据。对于先代知识分子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固然使他们痛苦甚至绝望，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大量独立思考的时间。相对说来，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拮据而贫乏，而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他们自觉地选择以俭朴和节制去换取独立和闲暇。元人曲子中多有安贫乐道的内容，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其中既有大环境大背景的原因，也有个人生命觉醒、重塑人格精神的一代士人内驱力的作用。前者，环境根源可能在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更深层的、潜在于士人灵魂深处的传统价值观的动摇。
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而不惜疲于奔命，结果是既失去了个性独立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适意与闲暇。元曲中的逃世、避世以及理想化了的归隐意识自觉地否定这种人生价值观，也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选择，体现了对个体生活价值的认识与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科举之废，举官制度之变，他们在经历了仕途坎坷之后，向往着一种心灵自由，不为物役、潇洒自在的田园生活；同时追求古朴简易、心安气闲、与大自然相融和的生存形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元代士人普遍在创作中进行着自我心理调节，在表面消极表现的背后涌动着顽强而又执着的生命意识。
元曲家真正的精神追求，常以隐蔽的方式潜藏于文字意义之外，须从其人生意义之外，须从其人生态度的抉择和审美趋向的体味，直追其人生哲学的基质；否则不易把握，很难真正读得透彻。总之，他们是在自我救赎，是在证明另一种存在的价值，于是，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一种新生，当然更赢得了人格尊严和生命意义。心灵的放逐与人格的自尊，毕竟是医治失落症的良药。其中况味，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也不无启示。
“……住处清佳，绝去喧哗。近深林，烹嫩笋，煮新茶。披巾散发，沉李浮瓜。饮莲蒂，斟竹叶，看荷花。
羡归鸦，趁残霞，暮云呈巧月如牙。静夜凉生深院宇，薰风吹透碧窗纱’’（钟嗣成＇南吕·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四时佳兴·夏》）。谈人生，谈自然，每当在元曲中感受岁月时序，每每会感慨古人与我们对待季节交替、大干流转时，心境大有不同。“节序与风俗”一节就是寻找那遗失于历史深处的深巷卖花声，“社日停针线、又寒食戏秋千”，面对四季与自然，心灵的震颤中自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焕发蓬勃的生命力。而如今，城市人哪里识取春消息？冰柜中的大棚蔬菜、四季盛开的娇艳花朵，谁还能对季节的更替怀着震撼呢？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今天诗意缺失的症结所在吧。书本若只用来人学考试，往往遮蔽人的视野，那些视力衰退和生性懒惰的人们就看不到大自然中强烈的光线和变换不定的景色了。再看看我们身边这个怪模怪样的城市，一幢幢水泥楼宇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密密麻麻的空调外机与防盗网使建筑物有如蜂巢，并散发着熏人的热气，滴着脏水。无怪乎作者隐隐叹息“古代人的季节感是诗意的，现代人的季节感是功利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节序风俗是诗。”
“怀古与伤今”则侧重人们面对回忆、面对历史的微妙感受。无名氏的＇双调·山丹花＇中将这种欲说还休的滋味体现得淋漓尽致：“昨朝满树花正开，蝴蝶来，蝴蝶来。 今朝花落委苍台，不见蝴蝶来，蝴蝶来。”蝴蝶是美和忧伤混合的活标本，在花开花谢的往昔今日中有了特别的意味，是对往昔回忆的无限留恋，还是感慨面对命运与岁月的无能为力。笔下尽是眼前物，并无特别的渲染与暗示，仍能写尽胸中的无尽沧桑。这也正是民歌真正意义上的高妙之处，浑朴、淳真，不着一物，很难模仿。元人的创作，相当善于汲取民间歌曲的有益营养，重视其中的地域特色和泥土气息，留下了不少有个性的艺术佳构。而这种时空感也在于不同读者的理解，不仅取决于时间的断限或年龄阶段的划分，更在于欣赏者自身经验与体会的不同。这些蕴藏于诗句中的是活泼泼的生命，阅读时常常能感受到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和理智的生命意识。在不断的解读中，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命运，开始与自己的命运的对话，甚至可以学会与自己的命运和解。回忆往往是企图穿越时间而不能的一种心理补偿，我们在时空的另一端期待着诗人的归来，期待诗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我们身上复苏，那些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细节，西湖旧梦、潼关怀古，台城的烟柳无情，乌衣巷口多情燕子归来。诗意的持存又往往因了时空的迁逝和人的老去而生出无尽的哀感和怅惘。这些细节也往往最让人感念。文中，作者不免追忆属于个人生活的元素，“此刻，我特别怀念塞北的雪，那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