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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理论观点与晓原兄的史学实践倾向正好不谋而合。
其实，我在当时那篇序言最初的文字中，还曾有“自认为与晓原兄相交不浅，深知其‘反潮流’之秉性”，所以才斗胆与其一起“唱唱反调”。不过，人毕竟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毕竟不可能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毕竟难以超越某些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而言存在的具体限制；出于谨慎，晓原兄在正式出版的书中，还是删去了原稿中“反潮流”几个字。不过我想，在十三年之后，在我们的学术环境和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今天，他应该不会再顾虑这样的说法了吧。其实，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创新”（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并未给理解历史和现实带来什么“创新”的这个词），以及就真正有突破性的学术发展来说，对于学者，所需要的不正是那种“反潮流”的精神，以及基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并符合学术规范的“反潮流”的研究吗？
在此书的绪论中，晓原兄将此书的立场和定位，与科学社会学以及默顿的理论观点联系起来。即强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对于科学的影响。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此书毕竟主要还是作为一本“外史”著作，是力图用那些外部因素来说明和解释“天学’’的历史渊源。其实，在写作这本书时，国外已经兴起了所谓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或者说“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只不过当时那些国外的前沿研究成果还没有及时介绍到我们这里而已。近来，有关“社会建构论’’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强纲领”的看法，以往认为只有在解释“失败”时才需要外部因素的影响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而且要求对于“成功”或“失败”都同样需要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这也即所谓的“因果性”、“无偏见性”和“对称性”信念。
其实按照这些看法，《天学真原》一书也是较为超前地隐含了某种类似的意识的。因为“天学”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今天那种“成功”的近现代天文学，（按照晓原兄本人的说法）也不是它的“早期形态或初级阶段”，只不过在对象与天文学相同或相似而已。对于这样的“理论”的历史解说，虽然用到了外史传统中所要关注的“外部因素”，但其立足点却不是要用这些外部因素来说明其不等同于近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的“失败”，而是把它“平等”地看作一段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当然，这样的“同类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那些以今天的立场看来会与“成功”的近现代天文学有关的天文观察和记录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存在。像这样多年前的隐约意识，恐怕也是今天晓原兄能够相当地欣赏和接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许多新观念的“历史因素”吧。
在《天学真原》一书写成、出版并取得成功之后，晓原兄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领域又有许多其它的重要工作，对于这些后来的研究（甚至还可以包括后来的那些性学或性文化研究），我在这里不拟多谈。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他更多在关心和转向了“科学文化”或者“科学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对此转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不过对此我倒是颇能理解，颇有同感，并个人也有类似的“转向”的。这实际上与一个人的天性，与他的“学术品味”，也与他的生活方式追求紧密相关的。
在写作《天学真原》的时候，正值国内学术研究的低潮，学者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不少人弃学转向其他领域，一些人即使依然呆在学术界，也不过是随遇而安地对付而已。后来晓原兄在为我的《硬币与金字塔》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十多年之前，在我们安身托命的学术领域处在最低潮的岁月，圈子里的同龄人几乎都走了——出国、经商、改行等等，我和刘兵兄一南一北，形单影只，在漫漫寒夜中，彼此呼应，相互鼓励，‘为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此情此景，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还是那么令人感到温暖。”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天学真原》这样扎实、严谨，而且具有突破性的重要研究，体现了晓原兄对于学者的生活方式和学术品味的追求。
而在今天，在学术和学者的地位又有所“上升”，可以带来一些“收益”，但却极大地受到像片面追求论文和著作数量、获奖等级（对于后者我在十三年前的原序中就曾有所论及）、基金额度等的不合理甚至有害纯粹学术发展的考核要求的影响。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晓原兄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术”的“厌倦”，对于成为自由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成为一个唐代自由文人的向往，也同样体现了他对于那些功利性、低品味或无品味学术以及以学术为工具追求物质实利的厌恶，体现了他对那种更为纯粹、更为理想化的自由学者生活和学术的执着企盼。我们两人近来开始在《文景》杂志上的对谈栏目“学术品味”，也正是要对这样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
如果说《天学真原》是一本“厚重”之作的话，晓原兄近几年来热衷于写作的那些文章，却并非意味着“轻薄”。虽然有人看不上那些准学术形式的随笔、杂文、书评、影评之作，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随笔”，绝不是那种“随意”写来的东西，其背后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学术研究基础底蕴作为支撑的。《天学真原》既可以视为是这样一种支撑的具体体现，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即使做一个成功的文化人需要有什么样的学术实力。
前不久有某女士曾有“名言”曰：“无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其实，看怎么理解，在某种理解中这样的句式后面也会是颇有深意的。像晓原兄，无论是写《天学真原》，还是写那些科学文化人的文化作品，其无论写在哪里，也都是写在心中，写在文化中，写在品味中。
以前我曾有过一个说法，认为学者写书应该对读者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不要写那些很快就会过时的“垃圾”作品。我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判据”：看看你出版的书能不能在大多数读者的书架上摆上十年而不被清理掉。《天学真原》能够在十三年后重新再版，可以说是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标准，标志着它的地位、意义与价值。
其他的，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吧。
（《天学真原》新版，江晓原著，即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安东尼奥尼，以及最终言说的荒凉
■ 刘 宏
安东尼奥尼很老的时候还在拍电影，那部《云上的日子》里有个人说，文字是美好的，尤其是把它写下来。这句话和电影里的情节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我过了很久居然还记得。这是写下这些文字的一种缘由。
不过是透过画面在这一时刻看别人的热闹：那些聚散离合，无数令人心醉的心碎的眼神，所有能够梦想成真和永远不能够达成的温柔的愿望。许多年过去了，安东尼奥尼历经了所有属于他的痛苦和热闹，已经满脸沧桑，神情安详。后来，在文德斯的协助之下，他又一次展开时光，给我们看曾经相识的脸庞。一个男人站在过道中，看到墙上挂着凡高自画像的复制品，他开始模仿画中人的动作——或许只是出于百无聊赖——也在这个过道里，坐在椅子上的一个陌生老太太，突然开口说话，指挥他移动手臂和下巴，“噢，对了！”到他准确地摆出一个凡高所画的姿势，老太太低下头，重新回到自己正在读的报纸中。
那是《云上的日子》里最为动人的细节，也是我所看见过的电影里最不动声色地打动人的细节之一。让娜·莫罗扮演的那个上了年纪的无名的老太太，现在不过是路过安东尼奥尼的时空。我们曾经在《情人》里听见她追忆往事，仅仅是她那与纵横岁月相仿的、滞重又沧桑的声音已经令我们难以自持了；而她上一次被我们看见的时候，是多年以前《夜》里的莉迪亚，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女人，看起来已经不是很年轻了，腹部的曲线已经开始解构她的体形和身材。她当时面对着死亡和爱情的不可捉摸，难以决断，其实也没有什么能够真正被决断。而那男人，从撒哈拉漫无边际的沙漠中轮回到了一个小小的山城，现在成为一个导演，在有安东尼奥尼个性的雾里，寻找他的女主角。我们曾经透过贝托卢奇《遮蔽的天空》（又译《情陷撒哈拉》）里越来越诡异的东方色彩，看见过当年他是那个名叫波特的男人，曾经多么无能为力地面对他的妻子，他们一起离开纽约，开始在沙漠中的漫游，企图或者并不企图着什么，结束的时候他永远地留下来——在他明白过来他是深爱她的时候，生命已经到了极限。是两个曾经同样对爱情无能为力的人，最后偶然地相遇。我们看见她说话而他反应：一个人无意识的动作因另一个人的参与拥有了方向和结果，那个短暂的时刻令人感到温馨而且放心。和爱全无关系。 在那种安静得注定一切相遇都没有结果的氛围里，透过了安东尼奥尼将无论如何复杂的心灵和世界看成一片荒凉的目光。
如果有开始，就从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颜色开始。起点是茱丽叶·比诺什点染的蓝色，选择蓝色而不是白色或许只是因为对于色泽的一时偏好，或许是因为比诺什的分量：《蓝》《毁灭》《布拉格之恋》。发现一个女人除了美丽之外还能够优雅地、不失深度地表达出自不同女性的爱情，这也是看电影的重要乐趣之一。起初犹在蓝中，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