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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生她的气，那个渔夫有什么好啊，没钱、没房、没地位，又瘦、又矮、又丑，就占个心好。再说，他在我父亲死后第4年，见我母亲冲不破家庭和传统习惯的阻力，他就从四川领了个媳妇。母亲不但不恨那个渔夫无情无义，还对那个四川来的女子很好。她说自己不能嫁给渔夫，一个男人家怎么能没个女人照顾呢！她甚至很感激那四川女子替她对渔夫尽了义务。
从那以后，我再没回过老家，她也没来过我家。
其实，我知道她很想我，可她一直认为我家巷子里的人都知道她和渔夫的事儿，每次进城，她都不敢走进那条小巷，不敢走进她辛苦抚养长大的儿子的家，只敢站在巷口偷偷看一看我的家门；趴在幼儿园的门缝上偷偷看一看她日思夜想的孙子。她是那么地想见我，却又怕别人认出她就是我的母亲。她怕她的名声让我在人前失脸面、抬不起头，她知道面子对她已有官职的儿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她怕她的名声影响我做人，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她把我和我的前途看得比她的生命重要得多。
记得那年冬天我生日的那个下午，放学的儿子一进门就对我说，上午上学时见个老奶奶袖着手，胳膊上挂个兜，在对面马路边来回转悠，现在还在那儿往巷子里望，他很害怕。
透过窗外纷飞的大雪，我朦胧望见巷口对面的马路边伫立着一个浑身是雪的人。一种预感使我跑到了巷口，尽管她的脸围得很严，但那眼神告诉我，她，就是我的母亲。
大雪在淡淡的夜色和呼啸的寒风中飞舞，母亲兀自站在昏黄的路灯下，雪，已经埋住了她的脚，她静静地望着呆在巷口的我，淡黄的灯光里，她像一尊望子的雪雕。
我快步走了过去，当她冰凉的手攥在我手里的瞬间，她叫了声“乖”，我叫了声“娘”，我们便紧抱在一起，哽咽在一起。
她怎么都不肯跟我回家，她把那兜鱼片塞进我手里，抹着泪说，乖，娘能看你一眼，心就足了！只要你们过得好，娘就放心了。巷里人多嘴杂，看到我，会说你的，娘不能给你添麻烦。
尽管我再三劝说，母亲还是走了。透过迷蒙的泪水，我望见飘满飞雪的暮色渐渐吞噬了她那蹒跚远去的、已被生活压弯的背影。
年复一年，母亲在黄河滩度过了晚年，最终带着屈辱、内疚，怀着她和渔夫没能结合的爱情，带着粘满鱼腥、粘满汗味的生活，永远地走了，走进了那片她热爱的滩地。
我永远难忘母亲临死的情景，那天正是中秋节的晚上，我从县城赶到老家看望她，没想到心脏病突发的她躺在窗前月光里的小床上已是生命垂危。她黄瘦的脸围在满头散乱的银发中，两只干瘦的手交叠着捂着胸口。她手下捂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我们全家的合影，另一张就是那位站在黄河滩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前的渔夫。母亲一见我，脸上先是露出了笑容，接着眼里闪着泪光，她说她真的没想到还能见到我。她用干瘦的右手捏着渔夫的相片给我看，她含着泪，声音微弱地说：“娘快，不行了——该给你，说了，恁些年，要不是，为了他和你，娘早就跳河了。他，才是，你，你的，亲——爹。你，你原谅，娘吗？……”她话没说完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人世，一串泪水从她眼角流出。我想，那泪水是她想说而没说出的、压在心底多年的心事和美好的愿望。
我一下跪在母亲的床前，泣不成声地请求亡母原谅我对她的误会。
埋葬她那天，一群大雁从长满芦苇的河边鸣叫着飞起，在静静的河滩的上空为她鸣唱着凄凉的挽歌；养育她的黄河从她安息的滩地边流过，向大平原诉说着她一生的忧伤、苦难和悲哀……
我跪在母亲的坟前，泪流满面地想着：善良、宽厚、纯洁而伟大的母亲哪，是谁扼杀了你纯洁的爱情，是谁给你这屈辱、痛苦的人生啊？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母亲的信仰
作者：杨如雪
这几年，母亲过生日，会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上门为她祝寿。这些人，有信佛的，有信基督的，还有什么也不信的。他们除了信自己的神，还信面前这个驼背的矮小的戴灰色头巾的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我常常想，我的母亲，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叫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心灵上归顺于她？
我小时候，觉得母亲不是特别爱我，甚至还怀疑过自己是后娘生的。因为我手里要是有一点点好吃的东西，这时候有个没娘的孩子跑过来，盯着那东西狠瞅，而母亲正巧又在旁边，我就知道我的权力不保了：母亲一定会叫我分给那个小孩子至少一半。一开始我是不情愿的，母亲说，“你饿，他也饿。——你还有娘，他没娘。”既然他也饿，又没娘，我势不能独吞。
所以我吃东西的时候，很害怕那些没娘的孩子突然冒出来。幸亏我们村这种情况不多，只有五六个。他们不是母亲生的，但是在我家餐桌上的权利，和我一样大，我喝稀的，他们也喝稀的；我吃稠的，他们自然也吃稠的。
我还很害怕穷人，我们家本来就很穷，但是还有比我们更穷的。他们一来，母亲就坐不住了，她总得找点东西给人家，南瓜条啦，干菜啦，土豆啦，“穷帮穷，”这是母亲的信条，“总不能叫人家空着手回去吧。”好像我们家是一座宝山金库。
我还很害怕鳏寡孤独。一见了这些人，母亲的腿就走不动了。她和孤儿寡妇、家有不孝儿女的老人、病人、甚至傻子瘫子要饭的简直是一大家族。她陪着他们一块儿抹眼泪、叹气，替他们想办法、出主意。我记事的时候，她四十多岁，高大、强壮、能说能干，是很有点办法的。
脏，臭，口齿不清，智力低下。“这些人不是人渣吗。”有一会，一个要饭的疯女人刚被家人从我们家领走，我实在忍受不了心中厌恶，对母亲抱怨。母亲挥手“啪”的给了我一个耳光。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还记得母亲当时说的话：“这人和你一样，也是爹生娘养的，饿了，肚子也会难受；冬天没衣服穿，也会冷；你打她，她也会疼。你试试，你试试！”她哭了。她是什么事儿也爱哭。这一巴掌，把我打得从此变了一个人。
需要帮助的人，总是那么多。母亲觉得自己没本事，深感痛苦。她拜过菩萨，她说菩萨有一千双手，一千双眼睛，是“千处祈求千处应”的。母亲跪下去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觉得她可笑又可怜。菩萨高高在上，管你这事儿么？
多少年后，我做了志愿者。参加慈善会的资助孤儿的活动，周末还坐公交去桥西“弘德家园”，给那里的孩子们辅导过功课，这事儿叫母亲很高兴。她在电话里连连说“真是我的好闺女，你真是我的好闺女！”从小到大，母亲还没有这么夸奖过我呢。
母亲60岁那年，突然想起做生意。她不识字，能做什么生意？被褥枕头罢了。这是她的拿手活。退休的父亲骑着三轮带着她，到附近集市上买来布和针线，约了几个婶子大娘，做出来的活放在二姐的家具店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建筑工地上的打工仔特别喜欢母亲做的被褥，里面装的都是好棉花，又软和又舒服。
她一辈子没赚过这么多钱，一边数一边掉眼泪。那年发大水，各公家单位都捐被褥，市场上的被褥一时脱销，价钱直线上升，母亲坚持不涨价，这让来要货的人感觉奇怪。 她把被褥做得更厚，因为她听说那些受灾的人没有房子，睡在露天，被褥厚一些，可以当墙挡风寒。
她的小被服厂开了3年，买了席梦思床新家具沙发电器，像结婚的洞房一样新簇簇，一应俱全。村子里无依无靠的老太太们喜欢来她的屋子里坐着喝茶聊天。在冬天，她的屋子炉火总是烧得很旺。
她老了，身体渐渐衰弱，时常自言自语，“老这么拖累儿女，活着有什么意思？”
为了叫她感到活着有意思，我回老家时带回一卡车旧衣服，是江浙一带捐献给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的，因为我说起老家的情况，他们就给了我这车衣服。母亲终于有事儿干了，而且是她最喜欢做的事儿，她和父亲整理收拾干净这些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分成一包包，每天往外送，谁家需要什么，孩子多大了，谁家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母亲清清楚楚。她从前做生意进货出货都是心算，从来不出错。这车衣服他们忙了一个秋天，送了十几个村子。父亲负责登记姓名，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满了。这个帐本有两样用处：一、给那些捐赠者有个交待；二、受捐赠者建档案。
我把母亲说的最困难的几户拍了照片，带到石家庄，引起了一些善心人士的关注。其中有个叫信秀华的下岗女工看了，给我500块钱，说是一对离休夫妇托她转交的。到现在我也没见过那对离休夫妇。信女士叫我给“最需要的人”。做这事儿需要了解情况，我回老家只是吃顿饭的功夫，“像打了个闪”哪里了解那么详细？还是交给母亲去办，母亲说，500块钱，可把她给难住了，好几个晚上睡不着，比较来比较去，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
她患有腿疾，最近颇严重，渐渐坐在那里不能动，就把我们兄弟姊妹的旧衣，——送人也没人要的——用剪刀剪成均匀的碎片，再折叠出一个个小三角，针线拼接连缀起来，里面铺上一层丝棉，一个圆圆的柔软的座垫就成了，状似莲花，五彩缤纷，煞是好看。过年回家我们抢着坐这个莲花垫。
母亲笑了。好长时间，已经无人要求她做什么了。可一个做母亲的，多么渴望被人需要啊。
一个在电视台做主持的女友来，她是那种对美有嗜癖的女子，她欢喜地领受过母亲的赠品，回赠给母亲一个大包，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