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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我很自然地跟这里的其他外国人有很多接触。他们当中既有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也有来这里进行短期旅游的。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不同，这些外国人和本土中国人对各种现象自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来到这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无论眼前的世界是印证或者违背了他们的最初设想，他们通常都会感到非常吃惊。
学得比中国人更粗鲁
我在中国生活了4年，常常听到的，来自外国人的抱怨是——“中国人实在是太没礼貌了。”他们所说的没礼貌反映在许多方面，比如在车站买车票时插队，又比如在前一位乘客还没来得及下车甚至付钱之前就迫不及待地钻进出租车。
一些外国人对此感到非常沮丧，而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变得比当地人更为粗鲁。一天，他们当中的一位这样告诉我，他现在到商店买东西时从不排队，只是挤到前边大声招呼店员，于是他比其他所有人都能更快地买到东西。在饭馆点餐也是一样，嚷嚷的声音越大，吃上饭的时间就越早——一个人要在欧洲这么做，老板可早就因为客人太没教养而把他赶出门外了。
我曾把出租车的例子拿来向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征求意见。为了获得更全面的了解，我还分别找了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中国朋友。我们就此讨论了很久，发现其实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礼貌”或者“不礼貌”，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我们都赞成，平白无故地打扰一位出租车上的客人是一件不太礼貌的事情，但是如果恰逢外边下着瓢泼大雨或者发生了其他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行为就变得情有可原了。
可见，礼貌和礼节既跟社会的习俗和传统相关，也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那么有所谓的世界通行的礼貌标准吗？我的一个朋友表示，她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礼貌原则，比如说“谢谢”、“请”、“对不起”等等。但这个原则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没有精力保持足够礼貌
在我印象里，许多到过中国的欧洲女性都提到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其中有一位更表示，因为她觉得这个习惯实在令人作呕，因此她不会再来中国。这些欧洲人会对这一点如此深恶痛绝，究竟是因为他们的“水土不服”，还是这根本就要归入陋习的行列，中国人对此也颇为痛恨呢？
其实，中国的人口如此之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想要为每个人设定相同的礼貌标准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在中国，大家每天要面对那么多不同的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对每个人都保持足够的礼貌。这是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阿姨认为外国人普遍比中国人有礼貌，但是仔细想来，这根本不足为奇。就拿我来说吧，我在奥地利出生长大，在那里，我每天遇到的人跟在中国遇到的人相比少得可怜。也就是说，我每天在工作、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同一个人的几率非常高，正是这种人际交往压力使得我不得不时刻保持礼貌。
说到我在中国的个人经历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通常中国人对我还是非常礼貌也很乐于帮助我的。当我迷路或者遇到其他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对我的态度通常好过对其他中国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因而需要更多的帮助；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外表跟中国人差别很大，他们觉得跟我打交道很有趣；还有可能是他们认为我有可能是某个外国驻中国大使或者外企老板的朋友，跟我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日后能帮助自己。总之，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似乎能够享受更多来自中国人的礼貌。
不过，事情也并非都是如此。前几天我去超市买东西，并和一位帮助了我的女孩子聊了一会儿，我发现她的同事开始关注我的购物袋，希望知道我都买了什么。我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中国人，那她就不会对此产生这样不恰当或者不礼貌的好奇心。
中国人的礼貌与对方身份有关
就此看来，关于礼貌有太多值得讨论的话题，但这些话题通常没有定论可言，礼貌和不礼貌之间的界限也并不那么清楚。
在探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英汉字典中对于英文“礼貌”一词的解释不仅是礼貌，还有客气。这样的“中国式礼貌”令我非常迷惑，于是向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请教。他给我举了这样的例子，在筵席上，如果你向最尊贵的客人敬酒，那就是礼貌；相反的情况则可视为客气。也就是说，礼貌是你应该做的事，而客气是你能够做的事。
对于这样一种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体中国人都会认同。不过，它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礼貌通常是和与之交往的对方的身份有关。人们对待家人、朋友或者同事等人通常会更有礼貌，他们不仅会表现得彬彬有礼，还会互赠礼物。但对饭店服务生一类的人，他们的态度就恶劣得多。由此看来，中国人对能给自己带来越多好处的人就会越有礼貌。如果这一结论正确，根据我朋友的定义，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礼貌的国度。
德国有一句谚语：“你怎样冲森林叫嚷，森林就会给你怎样的回声。”它说明，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我们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讲礼貌的人，也有不讲礼貌的人。关键我们要牢记“回声原则”，尽可能对别人有礼貌，这样我们也会得到更多礼貌的回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更有礼貌的中国。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母亲
作者：翟玉忠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16岁的母亲被一顶换亲的花轿，抬到了豫东平原上这个小小的黄河滩村。
我的父亲是个粗鲁无知的人，如花似玉的母亲在他的醉骂殴打中凋落了青春。
父亲的一位渔夫朋友看不惯我的父亲，他常常呵护我的母亲，训斥我的父亲：有本事多打几网鱼，种好滩里的庄稼，喝酒打老婆算啥汉子……
这个渔夫14岁死了爹娘，没亲没故，多年来住在河滩的草屋里，靠打鱼、种那几亩滩地为生。他的地和俺家的地搭地边儿，他常帮我母亲耕种收割，为母亲分担了很多辛苦和劳累。在母亲心中，他是坚实的依靠。她感激他，常帮他洗、补衣裳，补织渔网；做腌鱼片给他吃，酿醇香的高粱酒给他喝。每逢他和父亲到滩地西边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打兔子、打鸟时，她便给他们每人煮一兜鸡蛋，挂一兜腌鱼片、一葫芦高粱酒，她站在大堤上目送他们很远很远，直到他们淹没在苇荡，才肯回家。
母亲19岁那年，醉酒的父亲站在船沿叉鱼时坠河淹死。父亲死后，母亲想带着我嫁给那个渔夫，婆家和娘家人软硬兼施也没阻止住她，最终还是在奶奶怀里哭喊妈妈的我，使她转回了抹泪而去的背影。
那晚，她搂住我坐在月光下的河堤上，望着对岸河滩上草屋里闪烁的灯光，听着渔夫飘在河风中的渔歌，泪如断珠。她哭时，公婆在人前夸着她笑，老族长为她立着贞洁牌坊，烟锅里吱吱地燃着欣喜。
从此，母亲很少言笑，沉默如我家的老船，载去公婆的苦，载来全家的福。她把自己的苦处和美好的心愿沉进河底，讲给月亮，种进淋满涛声的黄河滩。她默默地劳作打发着寂寞的岁月。她常常把腌好的鱼片尽可能多地塞进我的书包，伫立在村口目送我到县城读书，祈祷我有朝一日学业有成，成家立业。
“孩儿，不蒸馒头——争口气，好好念书，娘全指望着你哪！”她的叮咛和她那期望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
光阴荏苒，年迈的爷、奶相继病故。我大学毕业后，母亲拿出多年来省吃俭用、捕鱼种地、捡破烂积攒的钱，在县城给我找到了工作、盖了房子、娶了媳妇。
妻子生产时，我接母亲来县城住了半年多，说是让她来带孩子，其实是想让她享受天伦之乐。我和妻子很孝敬她，可她却闷闷不乐，常常唉声叹气、神不守舍，有时偷偷抹泪。我和妻子问她为何这样，是不是有啥惹她生气的地方？她说，傻孩子，你们对我都很好，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比乡下强，可我就是住不习惯，心里闷得慌，老想家。不久，她非嚷着要走，她说，让我回去吧，再住非把我住病不可。我惦记那几亩滩地，惦记家啊。
这次回去不久，她和渔夫的事儿就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恍然大悟：恁多年，她之所以舍不得那个破旧的老屋，舍不得那点滩地，原来是为了能和那渔夫相见在滩地边的芦苇荡里……
在偏僻封闭传统落后的滩村，男女间不正当的关系是被人们视为大逆不道的。尽管母亲对那渔夫的感情是纯洁的，但滩村的人不理解。母亲成了故乡人人唾骂的坏女人，成了滩村茶余饭后的笑料。那些在丈夫的体贴关怀中享受幸福的农妇们骂她是离不开男人的贱女人；三里五庄的光棍汉常在夜晚趴在墙头上污言秽语调笑她；小孩儿们常围着她哄笑嬉骂，用坷垃投她；逢年过节，小村里家家欢天喜地，她却在冷清的小院里独对孤灯……
为让她摆脱困境，妻子曾托人在县里为她介绍了一个条件优越的老伴儿。可她却生气地说，娘是随便谁都跟他过的人吗？我知道，娘丢了你们的脸——唉！娘咋对你们说呢！这样吧，从此后谁要问起我，你们就说没我这个娘好啦……
我非常生她的气，那个渔夫有什么好啊，没钱、没房、没地位，又瘦、又矮、又丑，就占个心好。再说，他在我父亲死后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