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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为首 粮食征购领先
在这场反右倾运动中，有“右不右看征购”之说。由此可见在粮食高估产的情况下，征购任务完成的多就是左派，完成的少就是右倾。粮食征购完成的如何？也就是区别左右的标准。1959年7…10月全县有严重旱灾，加之“五风”摧残，使全县粮食实产仅有32700万斤，是解放以来产量最低的一年。到县委反右倾的三干会议时，尽管采取挤、压、搜等各种手段，还未完成全年征购2。2亿斤任务的一半。而农民已被推到生命难保的境地。
县委的反右倾整风三干大会，采取了“先反右再搞粮”的办法。同时提出了“三结合”即反右与粮食征购结合，前后方结合，会内会外结合。在会议转入搞粮食阶段，对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差，并没有反对“三面红旗”言行的人也列入右倾之列，分别以大会小会的形式进行批斗。对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倒数第一的十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邢占秀，以粮食工作一贯右倾的“罪名”进行大会批斗。同时也批斗了一些大队书记。在十河、十九里、张集等公社的部分大队书记，白天在会上检查，晚上回去催粮入库。十河公社孙大庄大队地处豫皖交界，被迫到河南省××大队借粮几千斤，放出了粮食征购“卫星”，从而免除了一场批斗。
与此同时，为更好的做到前后方结合和会内外结合，大会各住地都安装了专用电话。并设置粮食征购红旗塔、喜报栏。以粮征购任务比例大小为序，红旗插在塔的上层和下层。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天天看谁的红旗插得高，谁的喜报贴得多。高的多的受表扬，反之，作检查受批判。这样反复搞了几天，完成好的先过关，完成不好的再整顿。大会期间有130多份喜报贴挂在喜报栏。可是征购入库的粮食却是寥寥无几。
大会结束以后，全县大力宣传1959年“粮食大丰收”，“形势大好”，“前途光明”。开展征购入库放“卫星”，再掀入库高潮。这个新高潮，把农民挤得更苦，挤交了种子、口粮、饲料，但离完成任务仍然很远。转回来再在干部中反“右倾”，农民中反“偷盗”。不少社队再次对农民翻箱倒柜，搜家挖粮，连干菜、红芋侧根都列入了统购范围。至此，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说实话就批，农民有粮就拿，见富就斗，拒抗者就抓”的局面。送火箭营连者大有人在，县批捕者也同时出现。
通过各种残酷手段，只完成粮食征购12924万斤，仅占全年征购任务2。2亿斤的58。74％，商品率已达39。5％。更惨的是，粮食征购任务搞到农民没吃，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上级仍坚持“不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不准回销”的错误办法。时至12月26日整风整社结束时，农民死亡率愈来愈高。1960年1月15日以前，地委拨给亳县一点救济粮（不是回销粮），并要求用到重灾地方去，“保证度过雨雪关”。对亳县库存的5000万斤粮食，下令调出1500万斤。在农民开始大批死亡的2月10日，县委隐瞒着饿死人的重大事件。仅向地委报了缺粮账：从2月10日至6月10日每人每天按半斤计算缺粮5010万斤，缺柴2080万斤，缺资金333万元。粮食库存与实际需要相差3225万斤，外调实有困难，但地委仍然坚持外调，库存留作回销。1959年粮食留量加回销全年人均占有粮357斤，除去种子饲料等，1960年春最困难的地方，人日均口粮1。5…3两。一场人为的灾难，导致农民的大批死亡。
层层树立反右标兵
面对农民整体饥饿的严峻形势，出于反右的政治需要，要求层层树立反右和粮食征购的标兵。一些善于迎合领导需要的人，以欺上压下的手段，争当反右、粮食工作的积极分子和标兵。经过大吹“大跃进”成就，县委树立十八里为反右标兵公社。在县委反右的三干大会上他们吹嘘全社达到了所谓“十化”，“五多”。
“十化”是：
1、群众胶鞋化。羊庙大队凡庄44户187人，有130双胶鞋，占总户的82％。
2、户户茶瓶化。羊庙大队张阁寨44户有51个茶瓶，社员赵现礼家有3个茶瓶，来客用长城牌的，平时用竹壳的，小孩上学提个小的。
3、社员线衣化。军王营118户489人有线衣497套，还有皮袄和毛衣97件。
4、自行车化。军王营一个庄有37辆自行车。
5、纸烟化。十八里公社没有吸毛烟的。羊庙社员张土斋家里纸烟放着成条的，腰里装着成盒的，嘴里吸着成棵的。
6、衣服新式化。全公社有缝纫机132部。佟营大队佟营生产队22户82人，其中51人穿的是制服。
7、手电化。全公社19000个成年人，有手电15100个。
8、毛巾化。陈坦大队高瓦房92个成年人都有新毛巾。
9、户户瓷盆化。陈坦大队西李庄21户有25个瓷盆。
10、生活集体化。全公社299个生产队，有314个食堂。
“五多”是：
1、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社员多。大部分社员成为爱国、爱社、爱劳动、爱公共财产、爱团结的“工爱”社员。公社化以来，大队、小队都开展了大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踊跃缴公粮、卖余粮、还贷款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2、社员增加收入多。据羊庙大队调查，58年社员人均收入75。7元，比公社化前提高23。4％；59年人均收入86。2元，比58年提高14％。社员程明道4口人，今年收入478元。
3、集体福利事业多。公社化后，根据“自愿原则”，办公共食堂314个，99％的社员参加食堂；幼儿园11个，入园儿童1795人；妇产院11个，90％的产妇进院生育；敬老院11个，入院老人411人。
4、粮食增产的多。由于充分发挥了公社化的优越性，58年粮食总产5100万斤，比57年提高28％，增产粮食1428万斤。59年粮食总产6700万斤，大旱之年比58年增长25％，增产粮食1600万斤。
5、多种经济发展的多。现全公社共养猪8600头，羊16700只，鸡鸭30万只，户均一头猪，2只羊，9只鸡。
此外，公社化后新发展养蜂、养鱼、养蚕、炕鸡、园林、药材种植、种菜等10余种多种经济，社员增加了收入，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公社的所谓“十化”“五多”，是明目张胆的造假整人，而县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却如获至宝，作为反右武器，大批右倾。要他们大会发言，登《简报》表扬，要全县社队学习。十八里公社的“光辉成就”殃及全县，害死了本社的农民。县委同时要求，各公社大队都要树立批右标兵，要找苦主，像土地改革那样，诉旧社会苦的同时，思新社会的甜，以促进反右运动的深入开展。
严重的后果是饿死农民
反右倾整风运动，在政治上破坏了民主与法制，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在经济上农民的财产一切归公，特别是粮食征其口粮留量低到剥夺农民生存权利的地步。同时高征购不完成任务不给回销。因此，1959和1960两年农民死亡惊人。
在1960年饿死人高峰后期的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人掌握心中有数，要我安排一个中等大队的人口调查，我安排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到古城公社李腰大队进行调查。其结果：这个大队原有3130人，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8日共死亡791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我向县委汇报后受到批评：“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再查。”接着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选点，定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我又派另一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结果这个大队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占被查原2890人的29。15％。同时仍在继续死亡。汇报后县委点头默认。
这两个大队的死人数字，如再加上他们1959年和1960年春后到1960年底的死亡人数，肯定要达到30％以上。
为了切实掌握死亡人数的实际数据，1960年底，我与姚志远等人，去全县一类的双沟公社偏重的王阁大队大王庄等六个村庄调查。他们原有127户，575人，两年共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41。5％，其中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此外，我还通过自己的家乡和亲友所在的村队调查，在古城公社的梁庄、张潭、任大庄、后马西、柴王庄，双沟公社的后湖、大尹、小尹、李小楼，十河公社的嘉楼，核桃林场的王庙东、王庙前、王庙西等13个村队的调查，他们原有543户，2387人，两年共死亡801人（我的女儿也在其中），占总人口的33。5％。死绝38户，孤儿38人，外流死亡他乡38人，因生活自杀2人，因生活偷拿吃青关押致死1人。吃人肉竟达10户。两年出生7人中有6人是干部家庭，1人是饲养员。
根据上述多点调查，加上1960年冬整风整社划定的观堂、五马、张集、魏岗、大杨五个三类公社，其人口死亡都比被查的公社死亡严重。这样全县1958年底总人口71万，其死亡人口应该是30％以上。
在农民大批死亡中，儿女不孝的老人和患慢性疾病的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因群众意见大而被撤职的党员干部与家属；上吵下闹搞不好团结的人；不讲卫生乱吃东西的人；手脚不干净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在外地工作的职工家属；老实人；残疾人；有传染病无人敢接近的人。这十种人是死亡的重点。
同时死亡影响较大的，也有中共党员、烈属、军属、复员军农、归国华侨、县知名人士、死在学校教室里的学生、解放后劳动致富的新中农、劳动模范、名老中医，有18口人死17人的死人大户。另据1960年4月的典型调查贫农死亡者就达到28％。有的中农死亡比例很大，我家所在村庄8户中农有6户户主饿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