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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有关领导打招呼，解决我的申诉问题。最近，浠水县委书记周勇认真地听了我的申述意见，主动地问我有什么要求，并说落实老干部政策是县委的责任，请老同志放心；县委组织部长黄志敏也表示将在适当的机会给我澄清是非，恢复名誉；原县人大主任李协池看到我的相关历史资料后，积极地找有关领导干部，想方设法帮助我彻底平反。此言此情，我都铭记在心，永不忘记。
一件偶然的事情帮助我转变了抗争的方式，从祥林嫂式个人奋斗转向求助于历史资料和社会力量。2008年上半年黄冈市某退休干部出了一本书，书中以诬蔑不实之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是“三万六”炮制者，我看了后非常生气，准备上法庭控告他侵犯我的名誉权。儿女们得知后不同意这样做，说对方虽然侵犯了你的名誉权，但是他不是谣言制造者，也是听别人谣传的，暂不对簿公堂为好。但是有一点，为了老爸晚年心情舒畅，解开你的心结，我们儿女有责任跟你一道，寻找证据，让历史来说话，证明你的清白。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找到了1959年10月27日中共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1962年5月20日中共黄冈地委监委会《关于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1979年3月19日中共黄冈地委纪委文件《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等权威史料。这些材料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处分我的原因是我反对“亩产三万六”的假“卫星”，反对浮夸。
历史资料刚一被传开，许多知心朋友和素昧平生的好心人都争相传阅，他们看后都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历史竟如此颠倒黑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多少冤案，使人不能不扼腕长叹！看了后对你这个人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原来总把你当成“三万六”炮制者，真是冤枉你了。有的还说：过去对你不了解真情，说了些伤害你的话，向你道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冈地委纪委于1979年3月19日《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决定撤销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原工资18级。”随即浠水县委任命我为县工办主任，1990年黄冈地委批准提升为副县长级职务。儿女们都各有所成，孙辈多数大学毕业已经就业，曾外孙也一岁多，长得非常可爱，我退休后和老伴相濡以沫，可谓是四世同堂，共享天伦之乐。此情此景，正如团陂镇青山村王正给我的诗中所形容的：“污泥陷玉终归玉，洗雪晶莹更好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梁志远
1959年8月29日安徽省亳县县委召开了县直党支部书记和公社大队书记以上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主要危险是：少数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严重的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大跃进”的成就。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之后，城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全面展开，打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从此“左”倾错误更变本加厉。我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始末。现将这场运动情况及其严重后果作一回顾。
实事求是者的“右倾罪”
在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以后，县直机关单位首先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委又于11月10日至17日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通过学文件、摆成绩，开展“四大”，大反右倾。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者，上至县委第二书记，下到大队书记均视为“右倾罪”，进行了无情打击。以大会小会和《简报》点名批判。分别不同类型有：
县委第二书记周茂新和县委张集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从修，他们为解决穷富队之间矛盾，贯彻三级所有，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搞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在全公社455个生产队中，搞280个。因此，被大会批为“诬蔑供给制是绝对平均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反对人民公社等”的“罪行”。被批判后，周茂新由县委第二书记降为第三书记。
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秦茂林，为防止生产大兵团作战无责任制的约束和预防旱灾，种好胡萝卜，在十九里公社与干群座谈，搞胡萝卜包工到户。具体是：“四定”（定工、产、肥、管）到田，种子自解，抵作口粮，优先预支，超产归己，减产不补。这个办法干群积极拥护。但由于没有把握，未敢推广。之后秦调省委党校学习，在省遭到批判的同时，县三干会上点名批判为反对生产大兵团作战，搞胡萝卜包产到户，破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等罪名。之后秦保留县委书记处书记，免去县长职务。
县政法党组副书记兼检察长负责党组全面工作的李廷芳，1959年因自行决定释放吃人肉的农民，触怒了县委第一书记。反右运动开始，调查李的一贯右倾，58年以来县共抓908人（大部分是“吃青”和小偷小摸），仅上报500人。在未报人员中，有的已经释放，有的准备释放。另从1959年3月1日到9月18日在押314人中，李只批捕34人。据此认为“对敌斗争和对偷盗打击不力的严重右倾”，批斗后（处分不明），调带民工去修铁路，从此未回毫工作。
在县直机关里，单位批判的，除我本人的“右倾罪”（具体问题本刊已刊登过），免去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等一切职务、调离工作外，还有：
县公安局涡北派出所长（副科级）李玉贤，1959年春，办过吃人肉案件后，曾与人说过人吃人情况，被内定为“制造反党言论”。批斗时不准公开扩散，因此在斗争中，只批枝节小事，但处分时比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重。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当李提出为什么处分这样重？问谁都不答复。在1962年甄别平反时，仍给予降级处分。本人糊涂到40年以后的2002年，才明白自己受冤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些说过真话的人也受到种种不同的处分。
在县直机关，对党员干部是大搞人人过关，连说一句实话的人也不放过。如县委办公室打字员苗金山说：“报纸文件都说形势大好，我看亳县不是大好的样子。”为此被批判为“反对大跃进”后，调离了县委机关。
再回到县委反右三干大会上来看，通过鸣放和掌握的原有材料，主要以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三天时间共批斗29人，其中26名是社队干部。他们的“反动言论”都是讲了真话，指出了“大跃进”和“公共食堂”中的问题。
回社以后，除对上述人员进一步批判外，还召开全党动员大会、誓师大会、鸣放大会、批斗大会等，大搞人人过关。到1960年3月结束，不少受到处分，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此时农村已进入饿死人的高峰期。
整风整社定指标 打击重点是中农
整风整社是党内反右的深入和发展。县委指出：“这次整风整社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和解决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次整风运动要比1957年全民整风整社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刻。”
1959年11月14日县委下发的整风整社计划，有八大要点：
一、全党动手，书记挂帅。要抽无右倾思想的人参加整风整社领导组织，每个大队要派5…6人领导整风整社，有右倾思想的领导人要及时撤下来。
二、层层办好30年（解放前十年，解放后十年和1960年以后的十年远景规划）阶级教育展览。
三、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各级领导要排好队，切实掌握好那些叫得最厉害的人。同时要求白天搞生产，晚上搞整风整社，前（河工）后（生产队）结合进行。
四、打击面“不要过宽”。斗争面应控制在总人口的1。5％以内。打击的对象：
1一般是富裕中农中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错误言论的人；
2忘本思想严重（注：主要指贫雇农），并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错误言论的人；
3敌对阶级中有反动言行和严重错误言论的人，该法办的应依法惩办；
4坚决清洗党、团员和基层组织中的不纯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
五、批判内容与要求：这次运动主要是彻底揭发和批判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要把他们搞深搞透搞臭，要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党团员和贫雇农积极分子手里。
六、搞好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集训与评审工作。
七、在组织上要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健全和充实起来。在制度上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把生产、生活、财务、分配、民主管理体制制度建立健全起来。
八、制定10年远景规划，掀起“更大跃进”。总的要求40天结束。
整风整社计划下达后，全县农民饿着肚子，迅速掀起鸣放和批斗高潮。在农村不论任何人，只要对党的领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吹大牛放“卫星”、生产大兵团作战、旱粮不宜改水稻、搬家并庄、参加食堂吃不饱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都以种种“罪名”惨遭批斗。有不少地方出现打、骂、食堂扣饭、收锅、砸锅等多种惩罚。有的对批斗不服或反驳的，被送火箭营（公社小农场）连（大队小农场）关押或劳动改造。同时县里也逮捕了一批。至此，所谓打击面不要过宽的问题，变成了一句空话。不少地方超过了总人口1。5％的打击指标，全县受到打击的农民就达万人以上。搞了40天以后，农民不敢再说一句实话。等待他们的就是饥饿和死亡。
反右为首 粮食征购领先
在这场反右倾运动中，有“右不右看征购”之说。由此可见在粮食高估产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