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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到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他可以把《广韵》全部背诵下来。只是这人的性格、脾气极为傲慢，还说北京学者的坏话：“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第62页）
要知道，吉川氏是在北京无一人愿意给他写介绍倌的情况下去拜见了季刚先生，当时的季刚先生，不特北方学者不喜欢他，就连大部分的日本学者都不知晓（第63页）。但初次接触，吉川氏就深深的服膺于季刚先生的博学多能，称他为“国学第一人”（第107页）。可见其在中国期间的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当然，除了学术的“中国印象”记载外，《我的留学记》还记录了许多吉川氏对中国的“生活印象”。如：有学生问吉川氏：“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女性有何印象？”他便回答道：“中国姑娘嘛，在苏州看到的美人，使人感叹：原来如此，竟有这么美的人。可惜没有直接接触的福分。”（第37页）
另外，1925年左右，吉川氏的一位日本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无意打碎了一个瓷器小花瓶，老板便狮子大开口。吉川氏情急之下，去了警察公署，一位穿着黑色中山装警察的雄辩演说与精彩调停，让其钦佩无比。他回忆说：
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我感动的不是他能引用《史记，鲁仲连传》中的“排难解纷”这样的古典语官，而是他把人民的和平生活放在心头，遇到纷争，去化解人们的恶意，使之趋于平缓，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增强恶意，他把这视为警察的任务，令我感动。这是任何国家的警察，都应该具备的理想（第104页）。
不特是南方的美人，北方的大汉，对于一切具有中国风韵的事物，吉川氏总是细细的漫步、欣赏。从上海巨大的建筑群，到杭州乞丐吞食的“南京虫”，他都会停下脚步，兴趣盎然地品味，并且说道：“简直是饮酒微醉的感觉”（第34页）。正是这些无微不至关于中国美好的印象，使得中国成了他“天生的恋人”，也使得当时日本国内许多人士对这样一位“恋人”充满了向往之情。
《我的留学记》前两部分所记录的读书、行路、拜师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说充满了吉川氏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又反过来激励着他继续研究中国学问。
本书第三部分收录的《中国文学论》选取了他关于中国文学的宏观性论述。如《中国文学史之我见》、《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等文所取的视角，就很不同于我们中国学者读惯了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等传统概论性的文章。陈寅恪曾在讲堂上感慨过日本近代优秀的汉学家是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竞争对手”（石泉等记录《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吉川氏属日本汉学家中的翘楚，他对于中国学问不仅有“深藏的热情”（参高桥和巳语），同时在研究中也不失其“异域之眼”（参曹虹师《白云浮远盖，流彩映长安——读兴膳宏先生》一文中的部分译文。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一期）。譬如《中国文学的政治性》有云：
要之，不包孕政治热情的就不是文学，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传统。歌吟个人袁欢的诗歌，在这个国家也大量存在。但这常常不被认为是“大文学”。即使是歌吟个人的衷欢，也常常必须将这哀欢扩大到众人身上。或者说，为了表现众人的哀欢才来歌、吟个人的哀欢。（第203页）
这些对中国诗文真知灼见的文字，比比皆是，上文是在吉川氏谈完六朝诗学之后，看似不经意的一小段，却足够后来的学者写成一本专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日常性”。研究中国学问，很多汉举家都有自己独特观点。吉川氏早年在接受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教诲之前，就深深地“喜欢中国文学的‘日常性’”（第14页）。这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志向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 1948年前后，吉川氏在京都大学的课堂上说道：
中国的虚构文学很不发达，而取材于日常经验的诗文作为文学主流繁荣起来……中国人被誉为现实的国民那样，他们认为，被现实地感觉地把握的是客观实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在空想中，才有陶冶人情操的美好之物。这种哲学决定了将平凡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事作为素材的文学，并以此作为其文学传统。
此后，六十年代在一场题为The Literature of Everyday Life的演讲中（文载《全集》第一卷），他再次提及：
在西洋人的眼里，相对于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有他的特殊性。我想，其中之一时特殊性就是中国文学表现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描写的热心。（笔者译）
这种中国文学“日常性”的表述，背后蕴含着吉川氏从自身人格中提炼出中国文学思想的精髓：“人类的拯救不能靠神，只能靠人类自己”（《中国诗史·解说》）。这种“日常性”的人格化的哲学映射到文学研究上，可以称之为“儒家的文学研究法”（高桥和巳语）。而与之同肘中国大陆学者酌相关文学史论著，却罕有如此的精准。若把本书的第三部分与吉川氏《宋元诗概说》等具体的断代论述相对读，应该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独特的视野与认识。
本书译者钱婉约女士是研究日本汉学的专家，翻译过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等书，近来又新有《内藤湖南研究》问世。她在本书译者注中体现了深厚的学养。如吉川氏谓自己最爱读李贺“谢家柳絮沈郎钱”，却遍翻《李长吉诗集》不得，钱女士即注出应出自李商隐《江东》诗（案：原句“柳絮”当为“轻絮”）。关于这句诗，吉川氏又说：
所谓沈郎指晋沈充，“沈郎钱”好像是指榆树之叶。为什么把榆树叶叫作“沈郎钱”，我倒忘了，现在也不清楚。但我对于这句无甚深义的诗句，却觉得十分地罗曼蒂克，总是口中吟着“谢家柳絮沈郎钱”，想象着超乎于谢家、沈郎这两个字面意义之上的美感。（第118页）
这就是吉川氏心中永恒的“柳絮”情结，数年之后，他便在北京第一次体会到了朦胧的柳絮。并且感慨道：“柳树正如青木先生说的也比日本的柳美，太阳的光彩也比日本的美”（第33页）。钱女士随文注出：“沈郎钱”出自《晋书·食货志》，因为沈充所铸的钱又轻又小，故比之榆树叶。虽然此处“沈郎钱”的出典，在清人朱鹤龄为义山诗作笺注时已指出（参中华书局《李商隐诗歌集解》此诗的注解，此处承伯伟师提示。至于吉川氏误记成李长吉诗的原因，伯伟师认为可能是李贺《残丝曲》中有“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句），但仍然可以看出，钱女士译书时，检索典籍至多至勤。
钱女士系史学大师钱穆之孙女。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在《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曰：“（对本国史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令人感喟的是，在许多中国学者尚难如此的时代，吉川氏却执着地说道：“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第33页）这也许正是生前一见日本人就“眦裂血沸”的季刚先生，（见《黄侃日记》）反而对一位日本汉学家留饭、赠诗的原委罢。
谁将收留你的童贞
■ 刘 宏
《青春》故事梗概：杰游和苏勇是中学同学，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同样遭遇了性的问题所带来的烦恼。杰游被中学同学何娜引诱，后为考大学他拒绝与何娜继续，何娜伤心之下跳搂身亡。苏勇暗恋他们的老师正韩。后来杰游和苏勇离开家乡去上大学，杰游遇到娜茉以后慢慢摆脱何娜的阴影。苏勇却没有这样幸运，他经历了不同的女人，也回去找过正韩，但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最终苏勇也自杀了。
苏 勇
年轻的中学老师走过站台的时候进入了男孩的视野，刹那间令他怦然心动。苏勇说，爱情使人辗转反侧，这不过是古老的陈词滥调；然而爱情终于使他颓废了，这或许也是古老故事中不断重复的情节。
青春的经历突然之间必须经历一个新的问题，他们说那是性的问题。性仿佛迅速膨胀成为一个的巨大困惑，横亘在成长的必经之路上。它是一个强行要求年轻人回答的问题，而且仿佛还具有根据回答对他们作出判决的威力。苏勇和他的朋友杰游的经历多少类似艰难跋涉，而问题的严重性超越人们的常识。苏勇也许根本意识不到。
苏勇的短暂一生始终伴随着他对商中老师正韩的暗恋情愫，他以这一几乎注定毫无结果的暗恋来对抗自己身体中汹涌的性的觉醒的过程。苏勇对正韩的暗恋杰游知道，所以当男孩子们看见苏勇偷走老师的照片，杰游帮助苏勇逃脱了他们们的追踪。杰游甚至抓住苏勇，要和他一起站在老师身边拍照，以集体合影制造出的偶然亲密来成全苏勇的心愿。
苏勇难以抑制自己，终究在某一天跑去对正韩表白，老师告诉他——同样也是家庭或者社会的要求——他应该上大学，应该集中注意力追寻自己的前程。“到以后再讨论可能性”。少年的一厢情愿被暂存在想象中。
苏勇后来上大学了，大家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和幸福，而出路和幸福都迷茫不清。他不断地写信给老师，倾诉他无法开解的对她的思念和渴望。那些渴望从未得到过正韩的回应。老师的沉默阻挡了苏勇持续的热情，终于有一天，苏勇和他们常常去的酒吧的女老板华和夫人上床了。他对她说，把我的童贞拿去吧。说这话的时候杰游和另一个同学也在场，即使这两个人都从不拘束自己的性爱活动，苏勇的姿态仍然令他们有点讶异。
苏勇仍然绕不过正韩，他在华和夫人身体上看见的始终都是正韩的脸。正韩与华和夫人构成一个他生命中必须面对的断裂，使他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