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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分析胡适的思想。
怎样看待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评，一直都是个争议的问题，是非正误并不是思想史学者的任务，思想史学者只是要厘清思想产生的前因后果。我们过去也清楚，胡适猛烈地批评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其话语对象一般均是国人，一旦转变话语对象，比如在外国人面前，他往往是将中国文化的较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对现实问题的发言与学术研究的反差，也主要取决于其“现实态度”。而周明之先生，因为清晰地认识到了胡适其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伺的听众，说不同的话”（参见《自序》）的特性，在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时，就不仅将此现象出现的原因和胡适本人的心态描述分析得更加透彻，而且符合历史。
就胡适学术著述与论战文字之间的反差，作者指出：“当他（指胡适——引者）进行学术研究时，他有一种超然感，不得不遵从证据，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的自由表达。”“而为大众写作时，当前现实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对他来说，理想与其实际展现是同义的，面对中国的巨大危机，他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因而痛苦万分。他以痛斥中国的过去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意。”（第199页）这是由于“在中国的环境中，胡适有足够的不与过去割裂的安全感，对传统的猛烈攻击，不但不会威胁他的认同感反而使他的失意情绪找到一个发泄口。”（第205页）而进一步地看，“当胡适以学者的方式来评价中国的过去时，他是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而当攻击中国的过去时，他是一个缠结在中国当代困境中而无法自拔的普通中国人。”（第200页）。
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学术著作中，他（胡适——引者）在自己与中国的日常事件中保持了一定的精神距离”，“使他能够平衡”。“而他用英语写作时，多半是身在国外，所以更少受到国内凄凉景象的限制。”（第204～205页）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对传统的同情，并为之辩护，则主要由于“远离中国足以引起他的思乡病，来自西方的压力，无论真实的或想象的，都产生了为他敬爱的祖国辩护的需要。”（第205页）
当然，作者在分析胡适的心理时，并没有否认胡适总体上的西化倾向。因为即使是在为传统辩护时，胡适也没有忘记将传统的优秀部分与西方的民主、科学等普世性因素相类比。而诸如仁义孝悌等传统中国的道德原则，也被赋予了普遍的价值。这倒不仅是胡适，新文化派大多也倾向于此。
思想或心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微妙互动，惟有于具体语境中发掘，才有着思想史的意义。在书中，作者始终是从胡适生平人手来理解思想，解析心态的。这就避免了凿空玄想的可能。胡适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以前少有人真正细致地研究。作者注意到，出国后，“胡适首先碰到的西方文化因素之一是基督教”。彼时的美国大学中，教会的宣教活动相当频繁，胡适自然成了发展对象。不过，胡适最初对基督教的信仰，也与他的境遇有关。“他年仅十九岁半，远离家乡，毫无兴趣地钻研农学。”（第43页）这种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孤寂心态是胡适参加教会活动的前提。至于他将基督教与儒家伦理视为同类，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整体部分来看待，则全赖于此前提。所以到了两年后，他的生活稳定了，对西方文化的陌生感渐渐消散，“西方已成为他意识中一个有意义的部分，也就不需要更进一步的承诺与认同”（第49页），对基督教的疏远，乃至批判，就不可避免。但这只是胡适疏远基督教的语境之一。另一个语境，是上世纪初国内的儒教运动。1912年康有为、陈焕章在上海成立的孔教会，1913年进步党议员要求儒教人宪以及1914年的袁世凯祀孔等一系列事件，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激发出的强烈的反叛意识，也不能忽视。胡适对基督教的批评正是从1912年开始的（第51页）。
胡适与基督教的关系；并不止于留学期间。当他回国后，虽然在心态上，也颇认同于扮演启蒙角色的“传教士”，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却更加错综复杂。正像作者所指出的，“俗世的、理性主义的态度”（第54页），是胡适的批评基督教的思想原因，它们直接引发了胡适对制度化的基督教的反感。但胡适的内在的民族主义意识和他的现代化的诉求之间的难以协调，离开了具体语境就不易厘清。在回国后胡适与基督教的关系上，作者的分析明显不如留学时那样注重语境了，这反而显得他过于依赖精神分析学的理论。
不仅如此，《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的缺点，也在于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方面。可能是由于作者对理性的崇信，以致在具体分析时将那些可能纯属偶然的胡适言论，都看成了必然的思想反映。这样的解释，看上去齐整划一，顺理成章，但很可能与历史中的胡适及其思想有距离。类似的后见之明，不仅是读者所应明察，也是思想史的研究者于研究之时所应极力避免的倾向。
谈过了《胡适全集》中的重复，就来谈它的阙失。
书中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当然不好，它对读者的损害，是因为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篇幅，既要提高定价，又要多占书架的空间，此外倒也没有更多的坏处了。至于一部号称“全集”的书，其实不全，收文有阙失，谁如果要凭藉这“全集”来研究这位作家，就会遇到大困难。现在来说《胡适全集》。遗憾的是，《全集》不但有大量的重复，而且有大量的阙失。这阙失，有遗漏所致，也有删节所致。
究竟阙失了多少呢？《全集》第43、44两卷是《胡适著译年表》，其中所列，就有许多是在这部《全集》中找不到的。细看一下，可以猜测到，《全集》未收，是内容不合出版管理部门的审稿标准。其实，胡适其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尽人皆知的，《全集》的出版者也无法为他承担责任，要么你可以不出版这书，要么你就不要号称“全集”。这样东删西节之后，读者从这部《全集》中看到的，就不是完整的胡适了。例如胡适 1949年4月14日写的《序》，并不比现在国内一些学者公开发表的关于陈独秀的论文更加“刺激”，可是也没有收入。对于这部《全集》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胡适1930年1月28日日记：“今日章希吕来，我写了一篇《胡适文存》第十三版自序给他带去。”这篇《自序》在本版《胡适全集》中失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第二册中是收了的。其中并无违碍字样，实在没有删去的理由。
这里只说一说书信方面的遗漏。《胡适来往书信选》选录的书信中，有四封《全集》失收。即：
1，1928年3月6日致吴稚晖信（见上册第468～470页）这一年二三月间，胡适写了两封信给吴稚晖。2月28日的一封，《全集》收了（第23卷第555～557页）。信中对吴稚晖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大屠杀一事持批评的态度。信中说：“七月初我在杭州读
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 ，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这是当年的一件大事。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即国民党所说的“清党”，吴稚晖是参与决策的人之一，他不但发表文章，赞成对革命者的屠杀，而且还伤天害理，在文章中嘲弄牺牲者，说他们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斥责吴稚晖：“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聂绀弩在致舒芜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事，说：“蒋统治中国一二十年，说此话者，周作人一人而已。”（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第439页） 1927年6月26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他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时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被捕后，吴稚晖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力主杀他o、尽管胡适敬重吴的文章和见识，却不能不在这封信中批评这事，说这事为他“盛德之累”。3月4日，吴稚晖给胡适回了一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67页），为自己辩解。3月6日，胡适再致吴一信，意思其实是上一封的继续和发挥。这一封很重要的信，在《胡适全集》里却找不到。
2，1931年12月15日致周作人信（见中册第91页），谈的是周作人的《志摩纪念》一文在《新月》月刊发表的事。
3，1938年10月初致王世杰的电稿（见中册第382～383页），谈不久前举行的慕尼黑会议（电文中写的是“敏兴四巨头会议”）这件大事。
4，1948年6月6日复夏勤信稿（见下册第404页），内容是关于营救北大被捕学生孟宪功事。系承接5月24日致夏勤信（《全集》第25卷第325页）而写的。
上述致周作人、王世杰、夏勤的三封信，大约是因疏忽而失收。致吴稚晖信看来是因为对内容有所忌讳而有意不收的。在《全集》第23卷第559页末有这样一条编者注：“三月六日《致吴敬恒》一信已收入《胡适著述专辑》，此处从略。”假如这里所说的《胡遗著述专辑》是这部《胡适全集》中的一个单元，这样处理当然很好，可以避免重复。可是请问：这《胡适著述专辑》是在《胡适全集》的第几卷呢？这是一条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编者注。既然这信已在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发表，二十多年之后还忌讳什么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没有选录、《全集》也没有收入的书信，就更多了。仅举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这一本书中的，至少就有：
1，致陈之迈信，时日待查，内容是批评国民党的“党治”的。（第30页）
2，致陶行知电，1919年3月某日，谈接待杜威来中国的事。（第82页）
3，致郑天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