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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崇华介绍说：“李泽元博士也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科学家，现在是清华、浙大、上海大学、南京大学等的客座教授，每年都要回来讲学许多次，大陆的学者也到他的试验室从事研究。目前，大陆到他的试验室受培训的学者有60位。李博士感到国内有许多人才，如果有先进的管理、最好的实验设备，大家都不必远渡重洋。因此，他来跟我谈，想要在上海成立台达电子研发中心的构想，这个构想非常好，实际上我很早就想跟他提在这方面的构想，但他实在是大忙人，国际会议、讲学非常忙，我一直不敢提，但他自己提了，这让我实在高兴。因此，他一讲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筹备成立工作，研发中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正式成立了。”
门槛越高竞争对手越小
郑崇华说28年来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最大体会是：“每天努力去做，继续不断做下去。我们也很保守。28年来，我们台达没有犯过什么大的失误。如果产品竞争很激烈，或市场不大，我们就会关掉这个产品。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要不然很赚钱，要不然就只会亏，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太快，通常做这种冒险，你就要考虑假如万一所投项目不成功对你整个公司的生存也不会有影响。”
“如果有把握的东西我们会拿出很多的钱，只是在一开始时会投入很少的一部分，等有了把握我们再投入大量资金。我们做开关电源时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当时我们去做开关电源的时候，有GIG、斯普瑞几个总经理，都劝我们不要做开关，因为会碰到好多问题。他们讲的那些问题我们后来都碰到了，可是我当时在想，如果台达不做这个产品，似乎没有更好的产品。因为我们的电视零组件与开关电源是相关技术。最后，我们把遇到的困难都克服掉了，而且还克服得很好。我有一个体会，你遇到的困难时也是别人正遇到的困难，因此，不要怕困难，门坎越高的产品，越难投入，可是你后面的竞争就会越少一些。”
谈起台达当初是如何走进国际市场时，郑崇华说，“我们在16年前开始打入国际市场。那时台达刚开始做电源产品，我找到惠普、苹果等好几家美商，当时他们都不接受台达的产品。他们回答我说，我们的产品都是从远东买的，所以不可能有机会再在远东进货，因为他们需要在各个地区进货。我问假如我在墨西哥设厂，可不可以买我的东西，他们说那就不一样了，因此我在墨西哥马上设了一个小厂，墨西哥没有任何电子公司，他们就很感兴趣。因此这样就可以平衡他们的贸易逆差问题，可是几年来我并没有从墨西哥出过货，因为墨西哥做事效率太低。由于我们的产品好，价格上有竞争性，他们后来就完全把这种事给忘掉了。”
“打入国际市场真的一定要小心，我们很早想去苏格兰投资，苏格兰也答应给很多优惠，我们的客户也鼓励我们去，但我们派人仔细了解后，发现各种费用都比较高，并不像想像得那么乐观，因此，我们就没有去。”
理念共享
精神不死
最让人可畏、可敬的就是那些精神不死之人。无论是远古还是现在，无论是充满硝烟的战场还是现在充满浮躁的商场上，惟有那些精神不死之人才能奏出天籁之华音。
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能记住20世纪末那个黑色的日子：5月8日。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挨上了重重的一巴掌。那些个日子，中国人在极度惊愕、极度屈辱、极度激愤中度过了极为难技、极为躁动的一秒一分。这种耻辱来自于美国的三枚导弹。
20世纪初的6月，也塞满了肮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日本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圆明园。
历史在短短的一百年里便上演了这两出极为相似的丑剧，这实在太有意味。历史似乎在不断地诉说国与国之间常常会发生一些不文明的游戏：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
这里没道理可言，只有事实上的残酷。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的救世主，也绝对不会有白皮肤的救世主。
中国人虽然在一百多年来变得贫穷积弱下来，但中国人有一种精神却从来没有死过，这种精神让很多中国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铁肩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的风骨英雄。
几十年前，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今天，一位只有七岁的小朋友李壮壮，在中国大使馆被炸的当天竟会对妈妈说：“美国人不给中国人道歉我就不去吃麦当劳。”
这些表现，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过于幼稚和弱小，但它却表现了中国人从来就不愿在裤裆底下求生存的一种精神！
“民不畏无奈何以死惧之？”，中国人有一种精神一直在闪闪发光，她出现在义和团的勇士中，也出现了三元里抗英运动的农民中，还出现在五四运动的学生中，更出现在中国的知识英豪中。
有人说市场竟争是一种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战争是残酷的，市场也是残酷的。但中国人有一种精神却从来没有丢失过。李国杰院士说，中国最一流的人才不会到外企去打。李国杰从美国毅然回国，在高端计算机领域里一直与洋人奋斗着；联想电脑公司的领军人杨元庆大声问道：“你能容忍彩电市场上没有长虹品牌和康佳品牌吗？你能容忍在计算机里没有自己的民族品牌吗？”
人生能有几回搏？在和平年代里，谁说不需要搏得大气、搏得气血沸腾？28年前，台湾由于没有零组件业，受尽日本商人的欺负，大环境也很恶劣，但郑崇华凭着一腔热血从美国企业毅然辞职，率先挑起了零组件的民族产业，经过28年踏踏实实的奋斗，成为世界第一大的零组件厂商、第一大电源开关厂商、第一大电子电力厂商。
郑崇华用他的创业告诉我们：中国人，只要精神不死，就有希望。
图灵奖得主为何想来微软？
巴特 生年：1943年／现任职务：微软首席技术官／跳槽感言；当我跳槽去另一家公司时，我考虑问题的逻辑不是问自己为什么去这家公司，而是问自己为什么不去这家公司。作为一名工程师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家公司能否提供一些很有兴趣的问题来供他们进行研究；是否能提供很好的环境使他们的研究能得以顺利地进行；研究出来的成果能否得到很快的应用，而不是被浪费掉。
第一印象
IT业叱咤风云的巨头该采访的我都采访到了，但偏偏比尔·盖茨我却没有采访过，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但这不能说我与比尔·盖茨没有缘，只能说我们有缘无份。上帝曾给了我两次机会见比尔·盖茨。第一次是在1997年的12月比尔·盖茨来北京的那一次，那时我正在家中养病，也是我正准备调往《计算机世界》报之时，虽然我接到公关公司的有关邀请，但我没去。第二次是1999年3月，比尔·盖茨来深圳鼓吹“维纳斯”计划时，康柏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菲弗尔先生也来到了北京，我想比尔·盖茨已被人们宣传得很多了，但菲弗尔在这个行业里一直是位很神秘的人物，权衡的结果，我又与盖茨失之交臂。
但这不能说我对比尔·盖茨没有兴趣，虽然现在骂比尔·盖茨的人很多，但这些噪音依然抹不去他的奕奕光彩，尤其那么多拥有龙卧虎跳之才的人都归其旋下，更使我钦佩不已。幸运的是，计算机领域里最高奖——图又奖的获得者巴特来到了北京，这使我有机会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比尔·盖茨管理顶尖人才的的精彩之处。
巴特的智商极高，被业内人广为称道，在其圈内，常有人用巴特作为智商的参数，来形容某人的智商高低。
今年已56岁的巴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做研究的人，是一位大才之人，也是一位用词很谨慎之人。我问巴特：“您见盖茨的第一次印象是什么？”巴特说：“很年轻，”而后又补充说，“大多数人对盖茨的印象是绝顶聪明，也非常果断。”
我又问巴特：“都说您的智商非常高，那么您与盖茨相比，你的智商高还是盖茨的智商高？”巴特闪着灵气十足的蓝灰色眼睛机智地说：“盖茨的智商也很高。”
我说：“像您这样的年龄为何愿意在比您小得多的人手下工作？！”（巴特加盟微软时已52岁，而盖茨比巴特小很多——作者注）。巴特回道：“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不是和年龄在一起工作，而是和人一起工作。”
我问：“盖茨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让一位老者领导高科技企业是不可思议之事，您怎样理解这句话？”巴特说：“在微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有15至20个人。微软有一个特点，当想要进入一个新领域时，将会在这个领域里找最好的高级研究人员，而并不在乎他们的年龄。在我和盖茨见第一面时，盖茨也并没有问到我的年龄。”
想想很多国内企业在招人才时，往往把年龄、性别、婚否、甚至是否有小孩等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东西“卡”得很紧，但对人才的“才”字却不能深度挖掘，因此招上来的人往往并不得力。学学盖茨招人的思维方式，你就会多招来些人才、多挡掉些庸才。
采访时间：1999年5月
图灵奖得主为何想来微软？
1999年10月，微软从剑桥研究中心挖过来一位编程方面的大师、图灵奖的获得者托尼·浩（Tony Hoare）①，这引起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图灵奖②在计算机业界代表着最高的荣誉，然而在Tony Hoars之前，微软已有两位图灵奖的获得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