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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犹如出宠之鸟的我却心情愉快，精神爽朗。话又说回来，像我这样近乎于两袖清风的人，眼下这般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展望前程，还是不寒而栗。
离开西幸先生的家不久，我对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的第十局开始了。结果，执黑的本因坊获三目胜。最后这十盘棋以我七胜二败一平而宣告结束。
如今回顾起与玺光尊一起在玺宇四年的生活，我不但毫无后悔之心，还为能获得难得的生活经验而庆幸。虽说我那时已历尽干辛万苦，但我在强手如林的棋坛上却始终所向披靡、一帆风顺。因此，世人谁也无法尖刻地对我叱责什么。只有玺光尊这位孤家寡人常常以〃支那人〃一类的粗野语言，公然蔑视和辱骂我。最后，迫使我不能再盲从于她那复古主义的国粹思想，与她彻底地分道扬镳。不过，玺宇四年间最令人珍惜的事实是：凡人吴清源和其他玺宇的信徒一样，同甘苦、共患难地生活过来了。通过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不断得到严厉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为能更深知自己而感到无限地欣慰。
客居杉田
如前所述，那时我们夫妇在西幸大郎家里地以安顿。
据说那座私宅本是从“山下轮船公司”社长山下太朗先生手里买过来的，庭院十分宽敞，院内错落着西幸氏一家起居的正房和几间配房。我们一家借往了一栋配房。当时画家和田三造造先生也在正房的一间借宿。
那间容我们暂且安身的配房，除去厨房、卫生间外，铺六叠榻榻米和四叠半的居室各一间，我和妻子、岳母以及妹妹一家四口在这狭小的住房里聊以卒岁。由于当时正处于战后“住房难”的时期，我们又穷困潦倒，身上几乎不名分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是已经是幸运至极了，家具全是皆来的的，只有一个梳妆台，是我咬咬牙给妻子买下来的。那时的价钱是一千日元，相当于我们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那面镜子根本不是经久耐用的东西，如今已发污，但妻子觉得这是我们置办的第一件家具，很有纪念意义，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得丢掉，至今仍然保存着。
那个时期，我虽然两袖清风，但精神爽快，逍遥自在。房东西幸先生是位实业家，他一方面在筑丰经营煤矿，同时把持着八艘渔船，在霞浦还有几栋仓库，此外还经营着一个五千坪大小的养鸡场。但西幸先生并没有整天为了实业而疲于奔命。每天晚饭后，他总是带着一个女人到我住的配房来玩。西幸先生一到，就要开局玩麻将。牌友一般是西幸先生和带来的女人，加上我和多贺谷先生共四人。妻子偶然也玩玩。虽说我们玩的是分文不赌的家庭娱乐式的麻将，并没多大意思，但西幸先生却玩得津津有味，每天来打牌时，他那兴致勃勃的样子真有点儿不可思议。这对于西幸氏的老婆来说，却是件感谢不尽的好事。因为，每天晚上打麻将，使丈夫按时归家，不再去外面夜游鬼混了。
我们有时还在西幸先生家里举行小型棋会。西幸先生棋术不高，我须让九子。当时有许多业余棋手也经常来玩。如战前曾任大藏大臣、被政界公认为有出色棋力的青木一男先生，刚从巢鸭拘留所释放出来，就常来这里露面。青木先生和我下棋须让他三子。那是他重返政界之前，有足够的闲暇，因而一局有时要下五、六个小时。记得我客居杉田期间大约和他对局十次左右。
后来，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处于无国籍状态，只得立即去横滨领事馆申请旅日华人护照，昭和二十四年（1949）我作为“国民政府之下”的中国人而恢发了国籍。
“脱离日本棋院”的真相
来日之后，我一直是作为日本棋院的棋士而活跃多年。没想到战后我却变成了脱离棋院、隶属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长期过着“无所属”的棋士生活。即使是现在查找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名簿，其中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不过是作为“名誉客员”而名标榜尾而已。
对于此事我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首先，我个人从未考虑过脱离棋院，当然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只因我不喑世故，以致战后近二十年之久竟然从未发觉自己已是被日本棋院“除籍”了的棋土。
战后的长时间内，我由于身体欠佳，除了读卖新闻社主办的十盘棋对局以外，并不怎么参加棋赛有关对局事情的交涉，全都托付于多贺谷先生。因此，对与棋院的关系也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当我知道已被日本棋院“除籍”时，已是读卖新闻社举办第四期名人战之后了，即昭和四十年（1965）秋天。到了昭和四十一年（1966）我才如梦初醒，了解到为何被驱出日本棋院大门的。
尽管我生来不喑世故，诸事全不在意，但听说被“除籍”时，却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为何非要将我除籍？” 我忿怒地向棋院涉外理事提出了质问。谁知回答却是：“战后作为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首先应当履行对局的义务。而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凭良心讲，我连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义务是什么都不知道，因而被人如此奉告之后，也就糊里糊涂地自认倒霉厂。但我仍认为“除籍”也应通知本人才合乎情
理。由于此事实在蹊跷，我便又拜托了木谷实先生，请他帮忙调查我何时，为何破“除籍”。
结果，发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件：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我的师傅濑越先生向日本棋院提交了一份我的“辞呈”。查日本棋院理事会的纪录，于昭和二十二年月十二日的理事会上，有一段“吴清源一事”的议题，并且还有“十四日濑越先生交来辞呈”的纪录。我急于澄清事实真相，与木谷实一起拜访了濑越先生。
然而先生也心情抑郁，只答道：“因有各种压力，实在是出于无奈。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之职。”说完便缄默不语了。看来先生不愿过多地触动往日的伤口。提起昭和二十二年，正是我竭诚效力于玺宇，同时与桥本宇太郎进行十盘棋对局的时期。那时我对于社会动态几乎一无所知。正值战败后的极度混乱年代，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感到新鲜。更何况在我这样的“国际游民”的身上，因“国籍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各种事件，这也许是命运在作怪吧！
那时日本棋院在战火中焚毁，不得不将位于世田谷的岩本本因坊的家当作棋院本部，少数棋士也曾为重建日本棋院而奔忙过。当时是谁、为何目的向濑越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写下我的辞呈的？一时众说纷坛，臆测四起。难道是中国为将我强行遣返而施用的手段？或因我身为外国人，却热衷于日本怪诞的宗教？也可能我被视为“异端分子”，只有给以驱逐才可完成战败后“日本国粹精神”的大业？
濑越先生已经逝世，当年的理事中只有岩本先生一人健在。今日觅旧，沧海一粟，真相恐怕早已匿入谜宫了。现在，知道我的辞呈事件的棋士寥若晨星，连我自己也无心再去探求事件的内幕了。
当时我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打完了战后连续多次的“十盘棋”。假如当时我知道了被日本棋院除籍的事情，只要不给我解决归属问题，我连一盘棋也不会打下去的！
晋升九段
昭和二十四年六月，根据棋士升段大赛的成绩，由八段晋升为九段的只有藤泽库之助一人。翻开战前的棋史，晋升为九段的只有〃名人〃，因此，九段简直就是与〃名人〃相提并论的段位了。当今的九段己有六十多人，其身价也远不如以前。当年的九段，其地位是高不可攀的。据说，藤泽的住宅战后未遭焚毁，生活也很宽裕，可以专心致力于棋道。当时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种优越的条件，他就是其中之一。
藤泽一升为九段，在当时可谓〃当代第一人〃。但我于战前就曾在〃十盘棋〃的擂台上，将这位〃当代第一人〃击败过，怎能把吴清源永远地搁置于八段位上而不顾呢？
后来决定举行〃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即集中十名年轻的高段棋手，让他们轮番向我挑战的对局。实际上，打算通过这次的十盘棋作为我的〃九段升段试验赛〃。交手棋份规定：四名六段棋手均为〃定先〃，六名七段棋手采用〃先相先〃，七段中〃先相先〃的执白棋由六名棋士抽签决定，结果高川和前田两位七段中签执白。从我这一方来看，除了对高川与前田二人执黑棋外，其余的八局均执白棋。当然，当时还没有贴目的规定。
当读卖新闻社将此次十盘棋的计划向我提出时，我曾回答他们说：〃只听说上手对下手进行考核，从没听说过下手考核上手的事！〃对此我毫无兴趣，根本不想参战。无奈读卖新闻的〃责任已者〃对我苦心相劝，说我若不能成为九段，就无法制定与藤泽九段争夺名人位十盘棋的计划。弄得我只得应诺下来。
这次十盘棋中，出场的棋十们高举〃打倒吴清源〃的大旗，咄咄逼人地向我走来，其实，对这些〃后起之秀〃我恨本就不放在眼里。结果我以八胜一败一平的成绩将这些小字辈都赶下了擂台。唯一的败局是在对洼内六段时失手；平局是对炭野六段，这二人都是关西棋院的棋士，事情虽属巧合，但结果却令人惊奇、，十局打完后，前田陈尔七段问我：〃关西的洼内真那么厉害吗？〃对此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成绩：
第一局长谷川章七段，（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东京〃红叶旅馆〃）执白，五目胜。
第二局 木（尾）原武雄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环翠楼〃）执白，中盘胜。
第三局 洼内秀知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石叶亭〃）执白，四目败。
第四局 高川秀格七段，（同年九月，群马〃本家旅馆〃）执黑，中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