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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本货真价实的识字课本相比，与之同室的还有两本，一本是《农民识字课本》（第一、二册合订本），共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0月第一版，手头的是1952年7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2年月10月成都初版。而这本书实际上是语文课本，属文不对题图书，比如第一课便是“人／一个人／两个人”，由字或词到短语；后面的课文越来越长，有不少应用文，如书信、欠条、日记等，其教化色彩又非常浓，诸多政治的时令的内容人选其中。另一本《看图识字》（第二册）更无趣，这本由“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书，64开本，每字就只是注音、画图，无一字说明，呆板得很，学起来肯定会很累，老师们教学难得丰富到哪里去。
看来，《国民字课图说》一书的广告是如实的，并非今日某些书是有意夸张。原文如是：“初学识字每苦难／本局是书编次周到／逐字音释浅显易晓／旁加图画儿童尤好／备此数册获益不少。”作者对这本课本还寄予特别的厚望，称“中国文字之通行于万国或亦起点于是也”，这与《农民识字课本》不同，虽然也有“扬我国威”之意，但三句话不离本行，与识字紧密联系，易引起学习者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堪称目标远大，却又具体，励志而细无声，这便是教育的艺术了。
读书七痼癖
■ 宁 可
宁可先生，湖南浏阳人，1928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刊将连载宁可先生《我的读书生活》。
生平酷爱读书，不论何时何地，也不分什么场合，什么都要看，什么都想看，形成了一种痼癖。现在年老体衰，头昏眼花，效率减退，无复当年的气概。但是仍不时追忆当年的劲头和心气。不时回味这些记忆，有甜有苦，有酸有辣。归纳起来，当年的痼癖一共有七项。
第一是乱看。有书就读，拿起来就看，没有书就四处找来乱看。硬面精装的大部头书，端起来就翻。片纸只字不论是医药广告、戏院海报，掉在地上拣起来也看。吃饭时看书、看报，睡觉时看小说看笔记看棋谱，借以催眠。“文革”之初，造反派勒令把家藏“反毛泽东思想”的书交出来，被迫交出几乎全部的书，大概有几百本吧。这下好了，孙猴子没有金箍棒弄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终于从三个途径找到看书的机会。
第一个途径是到街上或其他单位去看大字报。其时正好各单位大打派仗，大字报提供了大量信息，不单是批判漫骂，而且揭露了不少“走资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的秘辛，有一次跑到北京航空学院见到一片大字报，半已剥落，半被覆盖，仔细一看，是揭发李先念1946年在中原突围时所犯的错误。如此珍贵的史料如今再也找不到了。二分一张的街头小报到1967年时高潮已过，可看性不大了。听说美国人在香港收集“文革”小报，50美元一张，不禁有些羡慕。可惜国人收藏者寥寥，今天很难看到一度如火如茶的“文革”小报的尊容了。
第二个途径是邻居孩子在中学图书馆那里造反抄来的大批“封资修”黑书。其中有大量小说，记得有《静静的顿河》四册，还有其他一些世界名著的中译本，看完老实归还。
第三个途径是“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图书馆也停止开放。到了1967年夏天，大字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戚本禹指示，图书馆仍可开放。听到消息立刻跑去。这时，社会科学的书不开放，开放的是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我凭着一张那时尚未作废的借书证可以借阅这方面的书。于是看了达尔文的经典巨著《物种起源》和《人种起源》，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第五卷（当时尚无中译本）和其他一些书，还有一些英文和日文的航空杂志，那是属于技术科学类的，不能出借，但可在馆内阅览。还记得有介绍飞得最快的美国高空侦察机RS／71黑鸟，还有一些航空展览会的倾转旋翼机试验型。（美国V22鱼鹰机前身）同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也援例开放了，不知为什么只限借阅英文书，于是乘机借来《基督山伯爵》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每天读一点，讲给女儿和邻居的孩子听，每天一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老缠着我快看。经过几个月终于也有讲完的一天，这时也到了1967年冬天，北京图书馆两派武斗不可开交，于是宣布军管，不论是北京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馆又循例关闭了，我看书的享受也就结束了。从1967年初到劳改队解散到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集中审查，我有一年半靠边站的闲暇时间，粗略计算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读了600本左右的书，其中有一半是小说，可惜当时心情紧张，惴惴于不知何时被揪斗，留存在记忆里的痕迹已经很少很少了。
在这一通乱看的同时，我也四处弄书以慰饥渴。新华书店除了最高指示和“文革”小册子外，所有的书都下架不卖了，只有卖旧书的中国书店有两家还开着，但也只有理工科的书籍了。那时在这家书店里买过一本《黄酒酿造法》，站着翻看了一本《烟草栽培学》，还买了一小本科普读物《蛇》，都仔细看了，但是书名记住了，黄酒是怎样酿造出来的、烟草怎么栽培法始终没有弄清楚。
在劳改队里劳改时，原膳食科长是我们牛鬼蛇神的小组长，劳动休息时到他屋里抽烟喝茶，案头摆了几本食谱，我也拿过来翻看，记得广东菜谱里的“顶上汤”，是要用20只老母鸡，20斤火腿，加20斤水，用文火，过一夜熬出来的为“上上汤”，而老母鸡火腿数量各减半，七折八扣的是“上汤”。读此虽未拍案表示惊奇，然从此对各种食谱有了兴趣，未实地做过菜，但常以此作为谈资，一度竟在一小撮朋友里得了一个“美食家”的称号。不料，“文革”以后，被推荐为文化大辞典膳食篇的撰稿人，来人说，推荐者的原话是“某人不但会吃而且懂吃”，编此书既责无旁贷也将胜任愉快云云，我听后愕然，只好逊辞推谢了。
第二是抢看。上中学的时候，只要看到同学拿到一本有意思的书（多半是小说），就要一把抢过去看，时而引起争执，也不免涎皮赖脸地终于达成协议，或者先睹为快，克时归还，或者挤进去看一段时间再还回去。一般是看一夜，第二天一早还书。这时就不再上床睡觉，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或者倚在路灯下看，或者蹲在厕所里看，总之是夜深人静，灯光暗淡，正是抢看书的大好时光。往往到了后半夜书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还书，正好两便。记得抢来看的书里有一本是头尾都撕掉了，书名作者全不知晓，看来是一个外国记者对抗战前的旧上海的采访记，那里记了上海的黄包车和银锭的浇注，以后一直再找没有找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胜利结束，才从黄钢同志那里知道那是德国名记者吉希写的中国采访记——《无声的中国》（这书似乎又重印刷了，但始终没有看到）。
第三是偷看。抢到一本书就背着人看，惟恐被抓，总要找一个人少的阴暗角落或者黄昏时刻，别人不注意我的时候。以致才小学四年级就成了近视眼。初中三年级开始配眼镜，即过五百度。此后又换了多次眼镜，度数越来越深，视力越来越衰退，看书尤其是小字模糊，正像刘禹锡咏婆罗门眼医的诗中所描写的眼病患者那样，“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还有一个偷看的场合是在课堂上，课桌上面摊开一本课本或者练习本，压着偷偷翻看，有时就放在膝上。这种情况不断被老师和同学查获。一次按班规罚款书价的两倍共五元上缴了，结果每月搭伙一顿中饭的伙食钱没了，只好中午饿一顿，一直挨了一个月。这样偷看后来还发展到一心二用，上课之时，一边听讲记笔记，一边看一本书，检查起来，对听讲记笔记并无影响。有一次听报告时如此做被人递了条子揭发，受到主讲者不点名的批评，心里不服，心想拿你记的笔记跟我记的笔记对一对，看谁记得完整清楚。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注意力不再集中，记忆能力衰退，那种一心二用一石二鸟一举两得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是快看。由于乱看抢看和偷看，免不了就要快看，拼命地赶时间。在中学里念书时，到了星期天，带上两个烧饼，跑到街上书店里站着看书，一直到快天黑灯亮了才回来吃晚饭。看书速度之快让见到的人惊讶，一天下来，粗略计算一气看了五本翻译小说，以页码计，平均一小时200页，而且这是从头到尾看的，风景描写和心理分析也不放过，故事倒记得，心得如何就不敢说了。应该说，是囫囵吞枣，贪多嚼不烂吧，以至同学正在看一本好书，嫌他速度太慢，中途商借一个晚上，次晨归还，再让他接着慢慢看下去，而我又去搜寻新的猎物去了。后来，学了
专业，查书查材料，看起来逐页翻下去，不断上下（或左右）摆头检索。见到有关的辞字，就搜寻出来，虽然达不到一目十行，那效率也不低，民警破案有所谓的地毯式的“排查”，我这种找材料的做法，也可以称作排查吧。现在的电脑查材料拟可用全文检索，应当效率高多了。
第五反复看。遇到一本有兴趣的书，当它长久落到自己手头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回看，仔细品味。这样的书有过好多部。最早的是一本《德国间谍》，我对其中的密码编制法特别有兴趣，也为自己试过编制密码，遭到老师的斥责。这样看过多次的书，还有《红楼梦》《水浒传》和史蒂文生的《宝岛》。大仲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