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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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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本货真价实的识字课本相比,与之同室的还有两本,一本是《农民识字课本》(第一、二册合订本),共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0月第一版,手头的是1952年7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2年月10月成都初版。而这本书实际上是语文课本,属文不对题图书,比如第一课便是“人/一个人/两个人”,由字或词到短语;后面的课文越来越长,有不少应用文,如书信、欠条、日记等,其教化色彩又非常浓,诸多政治的时令的内容人选其中。另一本《看图识字》(第二册)更无趣,这本由“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书,64开本,每字就只是注音、画图,无一字说明,呆板得很,学起来肯定会很累,老师们教学难得丰富到哪里去。
  看来,《国民字课图说》一书的广告是如实的,并非今日某些书是有意夸张。原文如是:“初学识字每苦难/本局是书编次周到/逐字音释浅显易晓/旁加图画儿童尤好/备此数册获益不少。”作者对这本课本还寄予特别的厚望,称“中国文字之通行于万国或亦起点于是也”,这与《农民识字课本》不同,虽然也有“扬我国威”之意,但三句话不离本行,与识字紧密联系,易引起学习者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堪称目标远大,却又具体,励志而细无声,这便是教育的艺术了。


读书七痼癖
■ 宁 可
  宁可先生,湖南浏阳人,1928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刊将连载宁可先生《我的读书生活》。
  生平酷爱读书,不论何时何地,也不分什么场合,什么都要看,什么都想看,形成了一种痼癖。现在年老体衰,头昏眼花,效率减退,无复当年的气概。但是仍不时追忆当年的劲头和心气。不时回味这些记忆,有甜有苦,有酸有辣。归纳起来,当年的痼癖一共有七项。
  第一是乱看。有书就读,拿起来就看,没有书就四处找来乱看。硬面精装的大部头书,端起来就翻。片纸只字不论是医药广告、戏院海报,掉在地上拣起来也看。吃饭时看书、看报,睡觉时看小说看笔记看棋谱,借以催眠。“文革”之初,造反派勒令把家藏“反毛泽东思想”的书交出来,被迫交出几乎全部的书,大概有几百本吧。这下好了,孙猴子没有金箍棒弄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终于从三个途径找到看书的机会。
  第一个途径是到街上或其他单位去看大字报。其时正好各单位大打派仗,大字报提供了大量信息,不单是批判漫骂,而且揭露了不少“走资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的秘辛,有一次跑到北京航空学院见到一片大字报,半已剥落,半被覆盖,仔细一看,是揭发李先念1946年在中原突围时所犯的错误。如此珍贵的史料如今再也找不到了。二分一张的街头小报到1967年时高潮已过,可看性不大了。听说美国人在香港收集“文革”小报,50美元一张,不禁有些羡慕。可惜国人收藏者寥寥,今天很难看到一度如火如茶的“文革”小报的尊容了。
  第二个途径是邻居孩子在中学图书馆那里造反抄来的大批“封资修”黑书。其中有大量小说,记得有《静静的顿河》四册,还有其他一些世界名著的中译本,看完老实归还。
  第三个途径是“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图书馆也停止开放。到了1967年夏天,大字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戚本禹指示,图书馆仍可开放。听到消息立刻跑去。这时,社会科学的书不开放,开放的是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我凭着一张那时尚未作废的借书证可以借阅这方面的书。于是看了达尔文的经典巨著《物种起源》和《人种起源》,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第五卷(当时尚无中译本)和其他一些书,还有一些英文和日文的航空杂志,那是属于技术科学类的,不能出借,但可在馆内阅览。还记得有介绍飞得最快的美国高空侦察机RS/71黑鸟,还有一些航空展览会的倾转旋翼机试验型。(美国V22鱼鹰机前身)同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也援例开放了,不知为什么只限借阅英文书,于是乘机借来《基督山伯爵》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每天读一点,讲给女儿和邻居的孩子听,每天一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老缠着我快看。经过几个月终于也有讲完的一天,这时也到了1967年冬天,北京图书馆两派武斗不可开交,于是宣布军管,不论是北京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馆又循例关闭了,我看书的享受也就结束了。从1967年初到劳改队解散到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集中审查,我有一年半靠边站的闲暇时间,粗略计算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读了600本左右的书,其中有一半是小说,可惜当时心情紧张,惴惴于不知何时被揪斗,留存在记忆里的痕迹已经很少很少了。
  在这一通乱看的同时,我也四处弄书以慰饥渴。新华书店除了最高指示和“文革”小册子外,所有的书都下架不卖了,只有卖旧书的中国书店有两家还开着,但也只有理工科的书籍了。那时在这家书店里买过一本《黄酒酿造法》,站着翻看了一本《烟草栽培学》,还买了一小本科普读物《蛇》,都仔细看了,但是书名记住了,黄酒是怎样酿造出来的、烟草怎么栽培法始终没有弄清楚。
  在劳改队里劳改时,原膳食科长是我们牛鬼蛇神的小组长,劳动休息时到他屋里抽烟喝茶,案头摆了几本食谱,我也拿过来翻看,记得广东菜谱里的“顶上汤”,是要用20只老母鸡,20斤火腿,加20斤水,用文火,过一夜熬出来的为“上上汤”,而老母鸡火腿数量各减半,七折八扣的是“上汤”。读此虽未拍案表示惊奇,然从此对各种食谱有了兴趣,未实地做过菜,但常以此作为谈资,一度竟在一小撮朋友里得了一个“美食家”的称号。不料,“文革”以后,被推荐为文化大辞典膳食篇的撰稿人,来人说,推荐者的原话是“某人不但会吃而且懂吃”,编此书既责无旁贷也将胜任愉快云云,我听后愕然,只好逊辞推谢了。
  第二是抢看。上中学的时候,只要看到同学拿到一本有意思的书(多半是小说),就要一把抢过去看,时而引起争执,也不免涎皮赖脸地终于达成协议,或者先睹为快,克时归还,或者挤进去看一段时间再还回去。一般是看一夜,第二天一早还书。这时就不再上床睡觉,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或者倚在路灯下看,或者蹲在厕所里看,总之是夜深人静,灯光暗淡,正是抢看书的大好时光。往往到了后半夜书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还书,正好两便。记得抢来看的书里有一本是头尾都撕掉了,书名作者全不知晓,看来是一个外国记者对抗战前的旧上海的采访记,那里记了上海的黄包车和银锭的浇注,以后一直再找没有找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胜利结束,才从黄钢同志那里知道那是德国名记者吉希写的中国采访记——《无声的中国》(这书似乎又重印刷了,但始终没有看到)。
  第三是偷看。抢到一本书就背着人看,惟恐被抓,总要找一个人少的阴暗角落或者黄昏时刻,别人不注意我的时候。以致才小学四年级就成了近视眼。初中三年级开始配眼镜,即过五百度。此后又换了多次眼镜,度数越来越深,视力越来越衰退,看书尤其是小字模糊,正像刘禹锡咏婆罗门眼医的诗中所描写的眼病患者那样,“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还有一个偷看的场合是在课堂上,课桌上面摊开一本课本或者练习本,压着偷偷翻看,有时就放在膝上。这种情况不断被老师和同学查获。一次按班规罚款书价的两倍共五元上缴了,结果每月搭伙一顿中饭的伙食钱没了,只好中午饿一顿,一直挨了一个月。这样偷看后来还发展到一心二用,上课之时,一边听讲记笔记,一边看一本书,检查起来,对听讲记笔记并无影响。有一次听报告时如此做被人递了条子揭发,受到主讲者不点名的批评,心里不服,心想拿你记的笔记跟我记的笔记对一对,看谁记得完整清楚。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注意力不再集中,记忆能力衰退,那种一心二用一石二鸟一举两得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是快看。由于乱看抢看和偷看,免不了就要快看,拼命地赶时间。在中学里念书时,到了星期天,带上两个烧饼,跑到街上书店里站着看书,一直到快天黑灯亮了才回来吃晚饭。看书速度之快让见到的人惊讶,一天下来,粗略计算一气看了五本翻译小说,以页码计,平均一小时200页,而且这是从头到尾看的,风景描写和心理分析也不放过,故事倒记得,心得如何就不敢说了。应该说,是囫囵吞枣,贪多嚼不烂吧,以至同学正在看一本好书,嫌他速度太慢,中途商借一个晚上,次晨归还,再让他接着慢慢看下去,而我又去搜寻新的猎物去了。后来,学了
专业,查书查材料,看起来逐页翻下去,不断上下(或左右)摆头检索。见到有关的辞字,就搜寻出来,虽然达不到一目十行,那效率也不低,民警破案有所谓的地毯式的“排查”,我这种找材料的做法,也可以称作排查吧。现在的电脑查材料拟可用全文检索,应当效率高多了。
  第五反复看。遇到一本有兴趣的书,当它长久落到自己手头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回看,仔细品味。这样的书有过好多部。最早的是一本《德国间谍》,我对其中的密码编制法特别有兴趣,也为自己试过编制密码,遭到老师的斥责。这样看过多次的书,还有《红楼梦》《水浒传》和史蒂文生的《宝岛》。大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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