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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教育的忧思和希望
作者：孙绍振
这些年母语教育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忧虑的触发，源于大学生语文素养的滞后。在书面表达上，错别字多，用词不当，语句不顺，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有的连普通的实验报告和一般的通知，都需要上级反复修改。在人际交流方面，口头现场应对的能力不足，在正式场合发言，眼睛离不开事前准备好的稿子。此方面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生相比，差距明显。如果这仅仅意味着运用语言和文字的缺陷，充其量不过是实用技能问题，要改进也并不特别困难。但是，母语不完全是工具，而是民族传统、文化观念、道德准则、思维模式的载体。这方面不足，意味着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民族自尊和自豪不是抽象的，民族语言的自尊和自豪是题中之义。
母语教育面临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汉语是一种弱势文化载体，不能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我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去学习英语这种国际通用程度比较高的语言。但是，这并不是忽略母语教育的理由。就是美国人也把母语的运用和表达，当成青年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把英语的重要性放在了母语之上，如果这仅仅是某些权威的观念，问题还不太严重，关键在于，观念和行政力量结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有些硬性规定实在是太过分了。
具体表现之一，连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语文考卷，也照抄美国托福模式的客观题和标准化方法。其实人家托福是一种不得已的商业化操作，而且考的是初级和中级英语，而我们居然用来考中国的古典诗歌。托福模式的特点是把一切复杂问题简化为四项选择，有利于评分效率是其优点，但是把问题过度简单化是它的局限。表面上，有四项选择，并不是十分简单，但是，其中三项是干扰项，只有一项是要求考生做出是非判断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托福模式，就是一种是非题，简单化和僵化是双胞胎。高考作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迫使中学不得不用这种绝对是非模式来训练中学生，其结果只能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精义的扭曲。要在这种模式中，对母语经典产生感情，得到领悟，无疑是缘木求鱼。一味追随托福模式，必然膨胀客观题的数量，把作文的分数比值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60分，也就令人见怪不怪了。本来作文是学生综合素质的最集中表现，把作文分值降低到如此之低的水准，无疑是对母语教育规律的严重背离。客观题以现成答案的选择为特点，而作文则以自由创造为特点。二者孰轻孰重，本来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对于强势文化考试模式的教条主义盲从，造成了十多年来中学生和大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严重滞后。
表现之二，在大学里，把英语四级考试变成一种超越任何学科的硬性要求，不及格就不能获得学位。这不但在教育学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理论根据。更严重的是，有关人士又把这种考试设计得特别刁难，每次只让40％的考生及格。其结果是，两年准备，不管多么投入，也还是有60％的人得不到及格证书。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潮流，不管什么系科，都把英语放在第一位。这几年大学生就业竞争日趋严峻，学位的获得与否同就业直接联系在一起。教学因之受到严重冲击。专业课程不得不向英语让步。学生在学习安排上，把上课以外时间的70％到80％奉献给英语，成了别无选择的法门。恶性循环还不止于此，不只一所大学规定，四级考试不及格不能考虑其入党申请。最为惊人的是，个别大学还规定本科生不但要过四级，而且要过六级。盲目突出英语的结果是：英语在大学中成了霸主、恶婆婆，而母语则成了小媳妇。
缺乏母语修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理性思维和人文精神，目前还难以精确估计。但是面对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我国大中学生的才智和创造被窒息是不言而喻的。一批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工程院院士提出：在大学生中普遍进行全国性汉语等级水平考试；汉语水平不及格者，不能获得学位证书。
笔者对院士们的急迫心情深有共鸣，但却不能赞同他们以毒攻毒的主张。考试并不是督促学习的最佳法宝。如果学习的动力纯粹是考试，即使有效，也只能是暂时的。分数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就会被丢在一边。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母语学习是终生的，不调动起学生的情感和兴趣，不可能维持终生学习的热情。问题在于，目前我国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在许多方面，并没有把培养青少年对于母语的热爱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再说，目前我国大学中，考试太多，大学生的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各式各样的考试已经严重地冲击了教学秩序。仅是一个英语四级考试已经弄得大学生晕头转向，再来一个汉语水平考试，恐怕只能使教学陷入更加无序的状态。
物极必反，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就推动了改革。
令人鼓舞的是，高考试卷已经把照抄托福模式的客观题的分值降低。去年全国有11个省市“自主命题”，今年不但增加了几个省市，而且在语文考试大纲上，把作文只占60分的硬性规定取消。作文分值提高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强，这一点上，如果能够抓住机遇，不难从根本上改变基础教育改革与考试不相配套的僵局。
不管怎样，托福考试模式的霸主地位受到根本动摇是不容置疑的。
这种动摇具有不可逆转之势。在美国新一代的托福模式中，客观题已经降低到只占15％，甚至10％的比例。80％以上的题型将是口头作文和书面作文。
最近又传来好消息。教育部已经宣布，英语四级考试不设及格线，鼓励将四级考试成绩和学位脱钩。
如果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革，可能不是夸张。对于母语教育来说，摆在前面的绊脚石已经扫除，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那些不能随风而去的往事
作者：西楚
母亲去世那年，我还在小城的电台工作，主持一档收听率很高的节目，叫“真情实感”，在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的时候，我准时向听众们讲述一个个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都是由听众打进电话在节目中讲述，之后，让更多的听众参与进来，一起探讨故事里关于爱的主题。因为这些故事源自生活，真实而感人，很受欢迎。所以，这成了小城里很出名的一档节目。那天下午，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正在一楼的办公室里跟栏目组讨论节目的细节问题，一个同事过来告诉我说楼下有人找我。我下楼去看，原来是赵姨，一见是她，我就没了好脾气，皱着眉头问她有什么事。她并不介意我的无礼，很温和地看着我，用一种几近恳求的语气对我说：“楚楚，这个周末你回家吃饭好不好？我和你爸都很希望你来。”我把手揣在衣兜里，冷冷地说：“我当然会回家，不过是回我自己的家。”她正想再说什么，楼上刚好有人叫我，我答应了一声便回头对她说：“我忙着呢，你回去吧，你回去告诉他，他根本不配当我爸爸。”说完，我就自顾转身上楼。转身的时候，我瞥见她身体微微地晃了一下，脸一下子白得像门外飘着的雪花。我撇着嘴角冷冷地笑，内心充满一种酸酸的、报复的快感。
赵姨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母亲是在十月去世的，一个月后，父亲便娶了赵姨。我曾竭力反对父亲与赵姨的结合，并不惜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然而，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最终，父亲还是提着一包换洗的衣服，在我愤怒的目光下走出了家门，住到了赵姨那里。
我知道父亲一直想对我解释什么。可是有什么好解释的呢？薄情就是薄情，背叛就是背叛！他看着我歇斯底里的样子，终于什么也没说，只在临出门的时候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父亲的脚步越走越远，我抱着母亲的遗像坐在冷冷清清的屋子里号啕大哭。我恨透了父亲，恨他在母亲尸骨未寒的时候去娶另一个女人，恨他的薄情与寡义。
父亲不是小城土生土长的人。２０岁那年，湖南老家发大水，让他没了亲人也没了家。逃难来到小城后，外祖父便将他留了下来。那时，母亲１８岁，与外祖父靠两台缝纫机给别人做衣服相依为命。父亲留下来后便跟着外祖父学手艺，结束了他逃难的生活。没几年，外祖父抱病去世，临死前他把母亲托付给了父亲。从此，两个苦命的年轻人便组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家庭。那一年，父亲２３岁，母亲２１岁。两年后，我来到这个世上。这些，都是在我懂事以后母亲一点一点告诉我的。母亲在告诉我这些故事的时候很平静，以至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曾明白她那种平静下隐藏的是怎样一种感情。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母亲讲述的故事便让我对于一个家庭的幸福十分渴望。也许，这种渴望包含了对父母深深的怜恤。
父亲和母亲都是少语而理智的人。他们从不争吵，偶尔因为意见不合而争辩几句，双方都会找个适当的时机沉默下来。在吃饭时，饭桌上会摆满了父亲爱吃的菜，而母亲的碗里，也会堆满父亲给她夹的菜。一直以来，我们的家都充满着宁静。在我上中学以后，他们已经不再做衣服，而是有了两个很大的经营服装的店面，一个租给别人经营，一个自家经营。街坊邻居，没有人不说我们这样的三口之家是幸福的。
每一年秋天，父亲都要回一趟湖南老家。每次，母亲都会很尽心地收拾父亲的行李。常常是收着收着，便抱着父亲的衣服发起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