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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土匪头子穿山豹一个人悄悄地来到葵花的家。葵花正在做饭，灶堂里发出淡薄而清脆噼噼啪啪的柴火声，看到穿山豹突然出现在眼前，葵花突然怔在那里。穿山豹一把抱住她，双手急不可待地在她身上乱摸。
葵花吓了一跳，心里突突地跳个不停，觉得事情真是鬼怪突然，一时间她有些反应不过来。穿山豹的手摸向她的下身时，葵花更加慌乱起来。
你不是说过，不会强迫吗？！葵花几乎尖叫着说了这句话，嗓音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惊乍。
那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穿山豹问。
葵花沉默不言，泪流满面。
穿山豹还是走了。
回到山寨的穿山豹一筹莫展，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三天三夜。
日本人时时来苇花镇扫荡，又有多少百姓惨遭杀害。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土匪头子穿山豹手提日本鬼子小队长佐佐木的人头踢开了葵花的门。你仇家的人头我都给你提来了，这回你总该答应我了吧。穿山豹说完，把人头丢在地上。看着仇人的人头，葵花不知说什么，葵花只觉得悲喜交加。
葵花换上了红衫，红裤，红鞋子，又点起了红蜡烛。她给穿山豹做了酒菜，酒饱饭后，她把穿山豹领进了卧房，她解开衣衫，脱下裤子，裸露出她丰满的胸乳和洁白的身子。接着葵花主动躺上床，张开她迷人的双腿。土匪头子穿山豹看得眼睛都发直了，便一头扑了上去。这一夜，土匪头子穿山豹睡得很香很甜，他甚至梦见葵花被娶上山寨，做了压寨夫人。
天亮的时候，穿山豹醒来后发现葵花不见了。桌子上留着一块白绢，上面刺绣着一朵鲜红的葵花。
从此，苇花镇上，再也没人见过葵花。几年后，有人在桐庐的戏班里见过她的身影。土匪头子穿山豹后来不做土匪了，有人在抗日的战场上看到过他。
我的父亲和母亲
■ 韦启文
父亲
南方夏初的一个上午。
福弟和才弟都上学去了。母亲和往常一样，用碾碎的米专门给父亲熬了粥，还有一小碗剁成细末的瘦肉汤。父亲躺在床上，已不能自理。昌弟扶起父亲，吃了几口他说不想吃了。但看上去神志还算可以。
父亲已经病了3年，在县医院做过手术，1973年夏天还由三叔护送到武汉进行过检查。我带父亲到当时的武汉军区总医院，那是全武汉市一个水平很高、很有名的大医院。拍了片子，几位有经验的医生说，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和三叔只好又护送父亲回良才村。
父亲知道自己患了不好治的病，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但言谈中丝毫没有流露出来。他很乐观，凡是医生说的办法，凡是民间流传的偏方，他都试过。但一年来病情未见好转，而且更加严重了。
我从小就没听父亲说过自己经历过的的苦和难，父亲历来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至于他的苦和难，父亲只埋在心里。这几年，父亲就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了。
大约8点，父亲说，该打针了。刚好赤脚医生小廖来了。她与往日一样，给父亲静脉注射葡萄糖。连父亲都知道，就是补充一些能量而已，不是治病的药。忙乎了一阵，小廖说葡萄糖推不进去。过一会她又对昌弟说今天算了，就走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硬汉子。平时种田是一把好手，耕、耙、栽、割样样在行，风风雨雨从来没歇过。家乡盛产竹子，家里用的筐子、篮子、竹箕，还有鸡笼、鱼篓等等，都是父亲编的。父亲削篾片很有功夫，一次可以同时削两片甚至三片。他操着锋利的篾刀，灵巧得近乎神奇。有时一边削还一边唱当时流行的“洋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全国人民大团结/打倒了蒋匪帮……”
有时候又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后来父亲买来一套木工工具，无师自通，又干起了木工活。从此，家里的桌椅板凳，以及窗户门板，都是父亲自己做。房屋和农具的小修小补，也都是父亲自己包揽了。后来我考上大学，用一个小木箱装衣服到学校，那是父亲在水利工地上利用休息时间，弄几块木板敲敲打打做成的。这个小木箱跟随我从良才村到大城市武汉，从武汉到农村搞斗批改，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又回到武汉。经过几十年，多次搬家，多次折腾，我始终把它保留着，那是父亲留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纪念了。
在农闲的时候，父亲有时还要到柳州等地跑肩挑的活儿。他到柳州买了旧废钢铁，挑回良才村，卖给打铁铺打农具，攒一点血汗钱。一百多斤的担子，近二百里山路，一般是五天一个往返。去来路上花四天，在柳州进货一天。
每次父亲从柳州回来，除了满担的货物，还有一包糖和满肚子的新鲜故事，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了。父亲给我们讲在柳州见到汽车、火车，讲城里有很多高楼等等。有一次还带回了一张相片，相片里父亲坐在飞机上。那张相片装在镜框里，挂在厅堂的墙上。这可能是良才村最早的一张相片了，远近的人看了都知道父亲坐了飞机。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是站在飞机模型后面照的相片，并没有真正坐过飞机。
从小我们就从父亲那里知道，走出良才村，外面还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哩。在我们的童年，这可是最好的启蒙教育。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期望，无形中是好好学习的一种原始而相当凑效的动力。
算起来那时父亲三十多岁吧，身上总有一种豪气。父亲喝酒不多，但可以大碗吃饭，大块吃肉。说话高音调，笑声高分贝，极富感染力的。父亲解放初期当过乡长，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又当过大队长，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农村里有过脸面的人了。
记得1958年冬天，作为大队长的父亲，扛着一面红旗，领一帮人去修水利，几个月没有回家。一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假，我便步行近20里路到工地上去看父亲。在一个用竹席搭成的工棚里，父亲正在生病。一个土医生在给他治疗，头上插满了针灸。父亲历来乐观刚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倒下。他无力地问了几句学校的情况，就叫我到几里以外的外婆家去住。他还特别交待，不要告诉外婆。他不希望儿子看到他无助的样子，这是父亲的性格。
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听母亲说，祖母生三叔时，家里正揭不开锅，连稀饭都吃不上。那时祖父在外面给人家锯板子，好久没有回家。伯母婶婶们劝祖母把三叔送人算了，免得刚出生就饿死了。父亲是大哥，才十多岁，他坚决不依。他到地里掰来正在灌浆的嫩玉米棒，剥下嫩粒，煮熟了给祖母吃，磨出玉米浆喂三叔。就这样度过了春荒，三叔也终于没有送人。
后来祖母病逝比较早，三叔只有七八岁，又是父亲一手把三叔抚养成人，还送他上学校读书，后来当了老师。
有一年村里廖大叔一条腿突然红肿，不能走路。大家把大叔抬到医院，指望吃点药打几针就可以回家。治疗了一段时间，医生却说要截肢，不然会危及性命。父亲听说后，带几个人赶到医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廖大叔一抬就走。回到村里，又与乡亲们一起，到处寻医问药，硬是把大叔的腿给治好了。后来大叔当了国家干部，如果没有一双能走能跑的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父亲当乡长的那几年里，全乡父老乡亲谁家缺粮，谁家缺穿，谁家有难，他都清清楚楚。我亲眼看到他给瞎眼石大叔家里送过救济粮，还给孤儿阿诺送过救济棉衣。
赤脚医生走后，我一直没有离开父亲的房间。父亲好像睡了一会儿，醒来就说，再来打针吧。显然他还记得刚才没有打进去。昌弟从厅堂进来说，小廖已经走了，明天再打吧。父亲听了，又睡着了。
在我从小的印象中，父亲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不管什么事他都喜欢试一试。
解放初期，听说外地开始兴修水利，身为乡长的父亲从县里请来技术员，在村子附近的几条山沟转了一圈，选定了两条沟，作为兴修水利的坝址。技术员走后，他便带领乡亲们利用两个冬闲，靠肩挑背扛，修了两条水坝，建成了两个水库。至今，这两个水库仍然是良才村抗旱保丰收的保障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1954年试种第一块早稻。那时家乡一带方圆几十里都种一季稻，俗称中稻。听说外地有种两季稻的，同一块田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但谁都不敢试。种早稻得三月份育秧，四月份插秧，万一秧苗冻死了，一年的口粮怎么办？一家人吃什么？父亲却敢一试。从三月育秧，到四月插秧，父亲每天都往田里跑几趟。经过精心打理，到6月份，父亲的两分水田稻穗饱满，开始泛黄，乡亲们啧啧不已。那时家乡不种油菜，也不种小麦，满垌的中稻还没抽穗，真可以说是万绿丛中一点黄。父亲的两分早稻田自然引来成群麻雀的好奇与欢欣，这些小家伙根本不把稻草人放在眼里，父亲和三叔只好天天在田埂上赶麻雀。看似有几分难堪，实际上父亲心里充满了喜悦。父亲的试验成功了，第二年大家都种起了早稻。小鸟们欢欣雀跃的范围自然也更加广阔，也就不再集中到父亲的田里来了。
良才村的山上原来长满了松树，但材质不好。又是父亲第一个从邻近的宾阳县引进杉木苗，在村子对面山坡上自己家的地里种了一小块。在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的环境里，加上父亲的汗水，只两三年时间，那些小杉木便已蓬勃成林。后来，种植杉木就这样在村里推开了。如今家乡的杉木一片连一片，一坡连一坡，不仅解决了本地用材，还有外卖的。
这三件事至今在故乡仍然传为佳话。
我和昌弟坐在父亲身边，谁也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