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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高粱像一棵霜打的茄子那样蔫不拉几地歪在床上，不声不响地瞅着他的儿子小乐，像一个等待救援的落水者。父子俩的目光对接在一起，小乐很容易读出了他爹眼神里的含义。他最迫切地希望了解这几天自己在外面进展如何，他心里想问，嘴里却偏偏不说。这个老家伙，总这么喜欢装模作样。小乐想，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小乐觉得他太了解自己这个爹了。越是这样，小乐越是磨蹭着不说话，似乎在吊他爹的胃口。这种同小乐以前奉娘的旨意进城向钱高粱要钱时的情形有点相似，钱高粱每次掏钱时也是这么磨磨蹭蹭的。父子俩像在做一场心理游戏，那时候，做父亲的在游戏中明显地站在上风，现在呢，做儿子的同做父亲的交换了位置，轮到他站在上风了。小乐觉得扬眉吐气，仿佛他已经稳操胜券了似的。当然，小乐并不是想打败他爹，而是想以此牢牢掌握游戏的主动权，像编织绳索那样，将爹紧紧系在他这辆已经开动的战车上，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任凭钱高粱左右了。所以，小乐故意躲闪开钱高粱的目光，慢吞吞地将一张塞在裤兜里弄得皱巴巴的晚报打开来，搜寻着他感兴趣的内容。小乐几乎每天都要买一份晚报，尤其是法制版的内容，他总是反反复复要看好几遍的。
在这场不动声色的心理较量中，拖着一双伤腿躺在床上的钱高粱，显然处于劣势地位，他很快沉不住气了，终于问小乐：“事情……到底么样了？”
小乐似乎一直在等着他爹问这句话，目光从报纸上挪开，瞥了钱高梁一眼，说：“劳动仲裁委员会把姓张的和姓周的都找去了，我让他们赔五万，他们只肯给2000块钱，多一分钱也不干。这两个王八蛋！”
“我就晓得会这样。”钱高粱听完，叹了口气，“这下连医院也回不去了，我这腿……你说哪么办？”
“哪么办？调解无效，我们就可以去法院告他们了！”小乐冷笑了一声，说，“这次可不是五万，我要他们赔付十万。”
钱高粱道：“你这是疯了咧，你当开法院的是咱亲戚？”
小乐道：“不是亲戚也没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说，我二叔都给我打保票了，人家可是这城里的大律师，接过上百上千的案子，还没输过一件呢！”
钱高粱对儿子的话半信半疑，心里嘀咕：你媳妇跟别人跑了至今都没个影儿，她那二叔还能靠得住？别是见了鸡毛当令箭吧！但小乐那副胸有成竹的神气，使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把案子交给二叔，什么也不用着我担心。我现在操心的是，那十万块钱到手以后怎么花。”小乐像个当家人那样用商量家事的口气对钱高粱说。仿佛那十万块钱已经装在了他口袋里，“咱家的那破房子都快要塌了，先用几万块钱砌一座二层楼房吧，不，三层，村里还没有三层的呢！”钱高粱说：“陈红军马上要做三层楼的房子了，材料去年冬就备好了。他的钱是他媳妇在广东开发廊赚的，要不，西北风他都没得喝。”小乐不同意钱高粱的观点，“那也是人家的本事，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谁让他有那么一个好老婆呢？”他抿抿嘴巴，继续说；“我想用两万块钱买一辆万山车，在镇上跑运输，免得你总是骂我不务正业，剩下三万块么，”他停顿了一下，望着钱高粱，征求意见似的说，“给你孙子留着吧？我要一直供他念大学，让他那该死的妈瞧瞧，没有她，我钱小乐照样有本事把儿子培养成个人物……”
小乐脸上浮现出梦幻般的表情，他的话也如同梦呓，而且让钱高粱惊异不已的是，儿子此刻在他眼里显得那么深谋远虑，富于主见，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同以前那个整天吊儿郎，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模样全然判若两人。这使钱高粱觉得不忍心打断小乐的呓语，并且像接受了催眠术，或置身在跳丧鼓歌场似那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谵妄的想象之中……
这时，小乐放下那张报纸，开始打扫屋子。屋子里的气味实在太难闻了。他一边打扫一边说：“二叔替我把起诉书交送到法院了，可还缺两千块钱的诉讼费，这两天，我找以前学木匠在城里认识的几个哥们借了一些，还缺五百块钱……”小乐说到这儿，在钱高粱的床边停了下来，“爹，你在城里熟人多，能不能想点儿办法？”
“熟……人？”钱高粱愣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当他反应过来后，又不晓得怎样回答。钱高粱后悔自己不该听儿子的主意，提前出院的，落得现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真像误上了贼船一样；除了硬着头皮继续跟着儿子往前走，他还能怎么办呢？
此刻，小乐目光炯炯发亮地注视着钱高粱，使他像被逼到墙根没有退路了似的，难以回避；但钱高粱认识的都是工地上的工友，平时连吃饭都舍不得，找他们借钱不是明明为难别人么？想来想去，钱高粱的脑子忽然一亮，终于闪出戴老师的影子来。那还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戴老师去乡下收集整理民间文化，与他只有一面之缘，但钱高粱除了认识这位戴老师，他实在没有别的熟人啦。
“这……这合适么？人家说不定早就把我忘掉了哩。”钱高粱还在犹犹豫豫，小乐却像捞到了救命草似的，跑到工地上借了一辆板车，拉着他爹，迫不及待地找戴老师去了。
第三章
钱高粱和小乐父子俩费了不少周折，才终于在老城墙根下一个杂乱无章的旧居民区里找到了戴老师。
戴老师已经从文化馆退休多年，起初同老伴住在一起，老伴因糖尿病去世后，便剩下他一人孤零零地守着旧房子，过着差不多与世隔绝的生活。戴老师在文化馆做了一辈子的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收集整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一直是他埋藏在心底的夙愿；随着年事渐高和健康每况愈下，这种夙愿就日益强烈。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翻阅和整理那些积满厚厚灰尘的资料；在这种琐碎和单调的工作中，戴老师似乎也一步一步地返回到了自己的青壮年时代，像猎人搜寻猎物似的在乡间四处寻访那些民间艺人的日子。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和面孔，像那些颜色泛黄的笔记本和书籍报刊一一展开，重现，使戴老师感觉到时间发生了倒流，而他那日渐衰老的躯体也似乎变得年轻了许多……
当小乐背着他爹钱高粱，敲开那扇多日没有敞开过的门扉时，老眼昏花的戴老师打量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一脸茫然。“钱高粱？”他嘟囔着，一边在脑子搜寻着他曾经寻访过的民间艺人的面孔。末了，他一拍自己光秃秃的脑门儿，指着像小孩子那样趴在儿子背后的钱高粱：“想起来了！你不就是那个给我唱过《罗成显魂》的跳丧鼓歌师嘛……”他打开上了锁的防盗门，把父子俩让进家门，一边咕噜：“真怪，这两天我正在整理跳丧鼓这一章，想找个歌师请教请教，没想到你找上门来了，真所谓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也！”
父子俩没听懂戴老师说的什么意思，只是庆幸这老头儿总算认出了他们，没有被拒之门外。小乐将他爹安顿在客厅的一张堆满杂物的木沙发上，就开始东张西望地打量屋子，一边思忖这老头儿肯不肯借钱。钱高粱呢，见到戴老师的那一瞬间起，便把借钱的事情忘到脑后去了。他显然回忆起了当初见到戴老师的情景。那时候，钱高粱唱跳丧鼓刚入门不久，还是个小伙子，可已经在乡间自成一家，闻名遐迩；戴老师那时也才三十多岁吧？身材瘦瘦的，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套下乡干部们常穿的蓝色中山装，文质彬彬，戴一副黑框眼镜，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两支亮闪闪的钢笔，头发乌黑乌黑，梳得整整齐齐。可是你看现在，戴老师的头发掉得没几根了，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腰杆儿佝偻成了一张弓，哪里还能找到当年那股精气神儿呢？钱高粱暗自唏嘘不已：老了，都老啦！就像在《罗成显魂》中唱的那样：
一眨眼，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两个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话题像纺车上的棉线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戴老师说到兴头上，还颤巍巍地走到卧房，抱出一沓子灰扑扑的手稿，让钱高粱看，全然忘记了这位昔日的跳丧鼓歌师原本是大字不识的。钱高粱呢，竟然也煞有介事地翻了几页手稿，干咳了两声，仿佛要发表什么看法。
坐在钱高粱旁边的小乐满脑袋只想着借钱的事儿，哪有心思听两个老头唠唠叨叨，他有点沉不住气了，用胳膊捣了捣他爹，没想到捣在钱高粱的伤腿上，疼得他哎哟叫了一声。钱高粱这才想起来找戴老师的真正目的。可他实在不好意思谈借钱的事，他期期艾艾地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出了口。戴老师似乎也这才看见钱高粱腿上打满绷带，脸上流露出了同情之色。
小乐见时机到了，便打断还在絮絮叨叨受伤过程的他爹，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借钱的事。但他没说借钱打官司，而说是为了治伤。他觉得这样说也许可能性大一些。“医生讲，不及时治腿就没救啦。”小乐一脸沉痛地说。
果然，戴老师用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打量着钱高粱裹满厚厚绷带的伤腿，还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血迹斑驳的绷带，叹了口气，站起身，佝偻着腰，往卧房里走去。
父子俩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钱高粱似乎想说什么，但小乐扯了下他的衣角，钱高粱就闭上了嘴巴。
戴老师手里捏着一叠钱从卧房走出来，递给钱高粱时说：“这是我上个月的工资，你先拿去吧，等治好了伤，我还要问你一些事情。”他一边说一边摇着花白的头颅，“我这脑子越来越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