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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小乐拎着两瓶包装得很精致的本地名酒枝江大曲，走进了包立民的律师事务所。那律师事务所很小，只有两间房，每个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两张办公桌和一套简易沙发。包立民刚见到小乐时，不无吃惊地瞥了一眼小乐手里的礼品，显然有点儿弄不清小乐的来意。
小乐开门见山地对包立民说：“二叔，我来求你帮忙了。”
包立民问：“帮什么忙？是……离婚的事吗？”
小乐说：“不，是我爹的事。”见对方一时没明白过来，他又补充道：“我爹抬板时把腿摔断了。”
包立民有些意外地哦了一声：“唔，这么说，你是要跟人打官司喽？”
小乐严肃地点点头，把那两瓶酒放到了茶几上，寻思这个人的脑子反应真快，不愧是当律师的。包立民脸上的肌肉这才松弛下来，他像没看见那两瓶酒似的，摆了下手，示意小乐坐下：“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
于是，小乐就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包立民讲了一遍。包立民听完以后，一时没说话，他转过身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根香烟叼到嘴里，点燃，慢慢吸着，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包立民锁着眉头，没有吭声。包立民想的并不是“官司”本身，而是他侄女包燕，也就是小乐媳妇的事。一年多以前，他回农村老家过春节，就从包燕父母那儿听说了包燕的近况，知道侄女跟人私奔后，辗转了几个地方，也换了几个男人，最近在广东佛山同一个开饭馆的四川男人结婚了，而且生了个女儿。包立民还看见了包燕寄回家的全家福照片，那个男人胖得像头猪，头发都快要掉光了，看上去比他的年纪还大，至少比包燕大二十几岁。包立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觉得包燕还是和小乐在一起比较般配，虽然小乐没出息，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平时也有些瞧不起他，但小伙子毕竟年轻，模样也不错。包立民以前当过中学教师，当律师是半路出家，他不是个思想保守的人，但在侄女跟人私奔这件事情上，他实在没法赞同包燕的行为。可他毕竟是包燕的二叔，凡事不能不替侄女着想。出于律师的职业习惯，当时他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小乐。小乐和包燕还没离婚，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万一小乐知道包燕又结婚了，到法院告包燕一个重婚罪，她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后来见到小乐时，包立民便竭力隐瞒侄女的下落，并且积极怂恿小乐办离婚手续，可事情一直拖到到今天也没个结果。
现在，小乐突然出现在包立民的面前，请自己帮忙打官司，这让他感到左右为难。答应帮这个忙吧，但他手头比这重要得多的案子都顾不过来，接一桩这样小的民事案件，无论从哪方面都不划算；况且干律师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给熟人和亲戚办案，官司打输了吃力不讨好不说，弄不好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律师费都拿不到手。如果不帮小乐这个忙吧，侄女的事始终是个隐患，说不定哪一天小乐就会把包燕告上法院。别看小乐窝囊得连自己的老婆都守不住，可这小子是个愣头青，一旦发起狠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包立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帮一帮小乐这个忙，顺便趁这个机会督促小乐把离婚手续办了，免得留下隐患……
小乐从未见过包立民这副表情，他还以为“二叔”不愿意帮他打这个官司，心里不免有点忐忑：“二叔，你看这事？”
包立民终于下了决心地摁灭烟蒂，抬起头睃了小乐一眼，用办案子特有的认真口吻说：“好吧，我帮你这个忙。官司打不打得赢，我可说不准，”他沉吟了一下，“不过，按照法律，你首先得去找劳动局，找劳动仲裁委员会，向那个包工头索求工商赔偿，如果他不肯赔付，再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
包立民讲的是专业法律知识，小乐听了像个小学生那样连连点头，觉得自己又长了不少见识，对包立民充满了感激，一口一个“二叔”，那股亲热劲儿，仿佛包燕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自己一样。
末了，包立民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小乐，你和包燕的那个手续，是不是去办了，拖长了对你自己也不利嘛。”
小乐马上满口应允道：“行，二叔，我听你的，过两天我就去把这事儿办啦。”
那会儿，小乐满脑子都是“官司”的事儿，对他和包燕的事，早已看得无足轻重了。
且说小乐为打官司的事儿四处奔走的那几天，他爹钱高粱呆在租住的民房里可是度日如年。他的腿上还绑着夹板，没人搀护根本不能下地走路，只得整天躺在床上，肚子饿了就吃一包方便面，小乐从经销店批发了整整一箱，够他吃一阵子的。大小便也只好用小乐买回来的马桶，没过两天，屋子里就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来了。有一次他实在渴得慌，想下床用“热得快”烧点儿开水喝，可他扶着墙壁刚走两步，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把额头都磕破了。他抱着那像木头一样沉重的伤腿，在地上坐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回到床上，浑身滋滋地冒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老狗。从那以后，钱高粱就死心塌地的呆在床上，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他像一个囚徒似的困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天只能从窗口估摸是上午还是下午，是白天还是夜晚。身体虽然动弹不了，但他的大脑却是一刻也没闲着，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千百倍。钱高粱最惦记的当然是小乐在外面究竟在忙乎些什么，他对打官司的事完全一窍不通，因此他根本不指望自己能为小乐出什么主意，何况这件事整个儿是儿子摆布的，他自己两眼一抹黑，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位置，就好像小乐是他爹，他倒成了儿子，自己被绑架了一样。前面是坦途还是深渊，是福还是祸，由不得他了；不想这事儿还好，一想反倒坐卧不安，烦心透了。所以后来，钱高粱索性不想它了，躺在床上哼起了跳丧鼓歌。这成了钱高粱挨磨时光的唯一方式。他还记着范五一邀他为龙师的丧事唱孝歌的事儿，出了这档子事，失去了一次孝敬师父的机会，他做梦都感到不安，他寻思等自己腿好以后，到龙师的周年忌日时，说什么也得为师父好好唱一通宵，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钱高粱在对龙师的怀念和愧疚中，哼唱着他所能记得的每一部跳丧鼓歌本，从《薛仁贵征东》到《七侠五义》；从《孟姜女哭夫》到《罗成显魂》，他的嗓音起初很小，慢慢地就放开来，连外面的行人和附近的居民也听得见了，认识钱高粱的人似乎这才想起他从前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的职业，不禁停下步或蹑手蹑脚地凑过来贴着墙根侧耳聆听。钱高粱似乎察觉到了屋子外面有人偷听，但他不仅没有降低嗓音，反而提高了歌喉。钱高粱的歌声显然没有过去那么高亢嘹亮悠扬了，而变得像一根破裂的竹竿儿，或者一台老式留声机里发出的声音，低沉，沙哑和发涩，尤其唱到高音处时，明显地有些中气不足。有时，由于声带用力过度，牵动了受伤的腿部神经，剧烈的疼痛迫使钱高粱的歌声突然中止，仿佛留声机的磁头因老化而滑出了唱盘，唱片发出一阵阵嘶嘶的空转声。过了一会儿，歌声才又颤悠悠地响起来，使屋外偷听的人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的钱高粱被自己的歌唱带到了另一个时空，他乘着歌声的翅膀，穿越重重时间的帷幕，回到了他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度过的那些年轻而美好的岁月。他与龙师和范五一等师兄师弟们背着牛皮大鼓，夹着两片金光闪闪的叶子，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从一个跳丧鼓歌场到另一个跳丧鼓歌场，用歌声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贫病而亡或者无疾而终的老人。那时候，他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包围之中，显得多么年轻，多么意气风发！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孤儿，难道这不值得他一辈子自豪吗？但钱高粱的歌唱再一次中断，腿部的疼痛迫使他像被折断翅膀的鸟儿回到这间牢房一样的黑屋子里，他恍然嗅到了一股从床上和屋子里发出来的刺鼻尿臊味儿和腿上绷带的石膏味儿。他想起已经作古的龙师，一阵只有老年人才有的伤感倏然袭来。唱了一辈子跳丧鼓的龙师死后竟然没有人唱一夜跳丧鼓为他送葬，那么我呢？我死后谁来唱跳丧鼓为我送葬？这个念头从钱高粱的脑海里一闪过，他打了个寒颤，歌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你们在搞么事？”门外传来一声喝斥，是小乐回来了，他见有人贴着墙根偷听，还以为他爹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门，走进屋子，看见钱高粱躺在床上没事，才松了口气。
小乐看见屋子里乱糟糟的，方便面盒子撒了一地，水瓢，热得快和凳子等物件，都像他爹那双骨折错位的伤腿一样，东歪西倒的；放在床下的马桶边缘沾满了斑斑点点的屎尿的印迹，一股臭气直往鼻子里钻。小乐不由皱了皱眉头。按理说他应该把屋子打扫一下，但他大概在外面奔波得实在太累了，一屁股坐在一把矮凳子上；如果屋子里不是只有一张床，而且被钱高粱占据着，他真想好好地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