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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第383页，《朱翼》条，王先生所写提要云：“按是书题为《朱翼》，而实为一普通类书，不过借朱子（化文按：朱熹）为号召耳。卷内采及《水浒传》，《提要》（化文按：《四库提要》）讥其庞杂不伦。而不知明末为我国学术极解放时代，亦为极盛兴时代。当时虽无期刊日报之刊行，此种小类书实具有现代流行之刊物性质。一面征引古人之嘉言懿行，一面汇人当时之新知识、新思想，故虽朝生夕灭，已尽传播文化之责矣。譬如撰书人江旭奇，既载入自己之言论，亦载人自己师友之言论，更尽量载人当时通俗社会内最通行之读物，非以要名，亦非为师友作宣传，乃以适应当时社会一般读书识字者之需要也。《完瓯部·兵器》目内引《水浒传》，盖即《提要》（按：《四库提要》）所讥者，而《志林部·载籍》目下，以《三国》《水浒》与《六经》子史等论齐观，并非有意作怪论，盖正是一般读书人实际需要……又如丙辰为万历四十四年，是时天主教士译著之书方流行，读书人方在欢迎新说（化文按：恐怕欢迎的主要是科学，如数学、地理等新说），《委挚部·交道》目内引利玛窦《友论》数则，且引冯应京序两则，《志林部》所引尤多，凡引《七克》五条，庞迪我二十条，按语用庞说一条，西儒说一条。《七克》刻成于万历四十二年，一年之后，即若是通行，在彼教中人将谓为其宗教之受人欢迎，余则以为明末之士习如此，而此类小书，正是期刊之先河也。”
以上引了几乎是这一则提要的全部，这足以说明，不是我们引的多，而是王先生原提要实在是要言不烦，一句就是一句，每句话都能说明问题：1、为“朱翼”书题解题，说明为何文不对题。2、说明此书具有类似我们现代的“文摘”杂志性质，是一种新兴的书籍类型。3、提示书中引用《水浒传》等小说。小说研究者当注意并在适当的研究场合引用之。可惜至今知者不多，总因没有读到王先生这篇提要之故。4、提示书中引用当时新发表的耶稣会士著作不少，并分析其原因。可惜至今利用来研究这方面问题者亦不多。
再如《提要》第653页著录“《朱文肃公集》不分卷”。提要亦要言不烦：1、列出全书九册每册之简要内容，使读者对此书能有初步的概括的却又能全面的把握。2、特别指出第八册“自述行略”的起止年代，又指出此书未见著录过。暗示这篇自传系孤本。我的爱人李鼎霞由此受启发，抄出这一册，加以标点注释，以专稿形式全文发表。3、由原书中避讳字推论抄写时代。王先生在提要的最后说：“此本‘甯”醇’皆避讳，则抄写较晚；因无印记，不知谁氏所抄，为从何本出也。”不作明确结论，乃大学者谨慎矜持之态度，并以为此乃避讳常识之故。笔者代为说明：王先生的意思是，此书乃清季抄本。因此，这部书在北大图书馆颇不受重视，陆续编出的几部善本书目均未登录。如果不是王先生独具只眼，指出其特异之处，则此书只在书目卡片中方能捡出，卡片中缺乏指引性提要，如朱国祯自传这样的独具的宝贵资料无从反映，只能养在深闺了。
四
向觉明（达）先生和王有三先生是中国敦煌学界第二代的代表，如果他二位能熬过“文革”，那肯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军人物。第二代的一大特点，也就是悠二位的特点，是亲赴英法，目验原卷。王先生还代伯希和为中文卷子编目，后来还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另一个特点是，与我国第一代敦煌学者比较，第二代如陈寅恪、刘半农（复）、许国霖诸位先生，都极为重视敦煌俗文学作品，以及民间通俗实用书籍如日用小类书等。向、王两位先生所见者多，爬梳剔抉的重点亦在此。王先生在巴黎编目在先，因欧战避居美国阅览中国善本书并作提要居后。在《提要》中重视为传统的（即美国所存的）民间通俗实用书籍和词曲、蒙童读本等作提要，并与敦煌遗书中类似材料比较，在王先生来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却在无形中构成王先生《提要》的一大特色，与传统的《四库提要》和与王先生同时代的《藏园群书题记》等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新旧两种类型提要的成就，自然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各有千秋，不宜在此评议。但如前所述，王先生所写的与这方面相关的提要，是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预流”的举措，预示出中国善本书研究和为善本书作提要的一个重要方向。以下也试举三例：
《新编对相四言》一卷，明司礼监刻本，王先生提要云：“‘对相’谓为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对刻于次行；以便童蒙，如今日‘识字图说’。”指出；“明初即已有此类课本。数百年前，此类儿童读物已通行，实教育史上所应大书特书者。”笔者近年来读书不多，自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一书后，少见力作。实则如按照王先生的指引，即“中国古代文图对照型读物”便可写出一篇优秀论文甚至专书。王先生并据此书所载算盘列于算子之前的情况，考出刻书时代当在嘉靖、万历之间。此种贯通文理之考证，当代新进人物中具有类似能力者不多。
《大干生鉴》六卷，系明代人编印。提要云：“按是书内容，与后人所编《百岁谱》相
弥补了一个纰漏
■ 沈 真
关于费希特在柏林时期的知识学体系有没有演变，向来就有争议。黑格尔认为费希特的思辨哲学只有在他早期的著作里才有，而把他1800年定居柏林以后的著作统称为通俗哲学。（《哲学史演讲录》，第4卷，北京1995年，第309页）与此相反，谢林则指出，柏林时期的知识学体系是得到改进的费希特学说，而这种改进的关键在于，这个体系的基础绝对不再是自我，而是神圣理念。（《同时代人书评中的费希特》，伏克斯等编，第4卷，斯图加特1995年，第54页）
长期以来，我们国内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在苏联哲学界的影响下，一直沿袭了黑格尔的看法。只有在目前出版的《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中，此书作者梁志学经过多年翻译与研究费希特的晚期著作，参考国际费希特研究的成果，才终于向国内同行揭示了耶拿知识学体系到柏林知识学体系的演变，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黑格尔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首先研究了费希特与谢林在1800年11月至1802年1月书信来往中发生的争议和费希特的遗著《知识学的阐述（1801…1802年）》，说明费希特已经不复在实在论的意义上，而是在唯心论的意义上理解“存在”（Sein），即认为“存在”具有创造宇宙万物和发出真理之光的本原性，从而不再把知识学的最高原理选定为“自我”或“本原行动”，而是选定为“绝对”或“存在与意识的绝对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而研究了费希特1804年作过的知识学演讲，说明他已经以“绝对”为最高原理，建立起了一种客观唯心论的知识学，而这种知识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从“绝对”到“现象”的现象论，一为从“现象”到“绝对”的真理论。最后，作者研究了费希特此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即《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4年）、《关于学者的本质》（1805年）、《极乐生活指南》（1806年）、《法学》（1812年）和《国家学说》（1813年），一方面说明这些演讲女晌深化了1804年的知识学，另一方面评述了费希特在这种新的知识学基础上建立或修订的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和法权哲学。虽然此书让人读起来感到晦涩，甚至在引文中还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那种概念不精确的痕迹，虽然作者没有评述费希特晚期的道德哲学（据笔者所知，这是因为郭大为先生即将发表的《费希特的伦理学》对此已作了研究），显得缺少了一门实践哲学，但是，谁认真读了这本书，谁都会概括地把握费希特知识学体系的演变和它的晚期形态。 说也奇怪，费希特在1806年谈到他的这个体系时说，“这种哲学观点我在13年前就已经获得，尽管它像我希望的那样，可能已经改变了我的某些东西，但它本身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在任何一个部分发生过变化。”（《费希特全集》，第1辑第9卷第47页）但是，正如这本书里说的，“对于一位哲学家的思想的评论决不能以他的自我度量为依据，而是要看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究竟讲了些什么”（第21页）。所以，在事情过去一个世代，人们对费希特晚期的著述认识得更加清楚以后，亨里希·海涅也这么写道：“费希特的全部体系经受了最为令人惊讶的修改”，但“这个倔强的人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这种巨大变化，他认为他的哲学是始终如一的，只不过表述方法有了改变和改善，而世人是从来都不了解他的。”（《论德国》，1980年，第329页）这个评论一方面体现了这位伟大作家深刻韵洞察力，另方面也在当代国外费希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和公认。例如，著名费希特研究家沃，杨克就认为，这位古典哲学家“完成了批判理性的工作”，他的晚期知识学“构成了柏拉图式形而上学的一种独特的完成形态。”（《费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