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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还就曾国藩日记中所载楹联，表达了对曾氏文采的欣赏：“《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极乐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至第181页）我们考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脉络，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地域文化背景。
曾书所以可贵
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经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在对其成功事业深Jb敬服的同时，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涤生日记，官士要转移世风，当重
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
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
谈过高之理。
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
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
颅秦姚王。
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
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
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
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毛泽东在1915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又谈到往历史教员黎锦熙处求教后的感想：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
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
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
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又评论道：“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他把这部书和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进行了比较，指出：
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
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
也。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可贵”，在于其结构并不畸于词章文字的华丽，而对“经济”和“统道”予以相当的重视。这里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与现今所谓“政治”义近。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其“可贵”之处，在于“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这确实也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和文化风格的特征。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历史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在谈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番话中，他在对近代风云人物进行比较时，肯定了曾国藩在文化“基础”方面的优越。毛泽东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9…X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什么是“本源”？什么是“大本大源”？有学者认为，“他说的所谓‘大本大源’还是唯心主义的范畴”，由此“表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刘广东：《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至第59页）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把心看作是世界的本源，所以他曾经十分推祟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会抓人心、抓学术，掌握了‘大本大源’”。毛泽东“这样强调正人心、抓学术，从救国救民的大局来看，在当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却是错误的”。（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决心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探讨”，“以为‘探讨既得’，就可‘权此以对付百纷’，解决一切矛盾”，“他认为，如果没有‘真知；，没有探得宇宙之‘大本大派’，即令自己确定了某种求真求美之志向，也不过是‘盲从之志’，而非‘真志’”。“发为某种行为”，“也‘无非盲目的动作”’，这种认识，也体现出“鲜明地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汪澍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也有学者认为，“曾国藩所追寻的本源，主要是封建伦理本体；而青年毛泽东所要追求的本源，则多少已显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折光。”“曾国藩曾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没得本源的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是不是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呢？”“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显然与曾氏的观点一脉相承。”（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至第37页）
其实，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本源”，来必有明确的哲学内涵。由于借用前人使用语汇，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文辞表现形式有时相对朦胧模栅的特征，实不必强以现代哲学概念作贴标签式的解说。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本源”意识或许并非仅仅“受到曾氏之说的启发”，而“与曾氏的观点”似乎有“—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实质上却明确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说：“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盲哉？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我们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本源”，可用以“临民制治”，可导致“富强幸福”，其实质，即“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似乎可以理解为与现今通常所谓历史本质、历史规则语义相接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有历史理想、历史意志的涵义，也许使用历史趋势、历史方向等概念，亦比较接近其原意。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涉及“大本大源”时还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热情期待诞生新文化的思想革命，并以为新的历史观将成为新文化的旗帜。
对历史规律的认真探索，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青年学人的共同的追求。青年毛泽东立志“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盂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意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这里所谓“明贯过去现在将
高风千古仰斯人
■ 刘梦芙
那天很晚的时候，接到友人电话，告知施蛰存先生已归道山，一时忧心愁悴，不能自已。忆及十余年来与先生交往之种种，辗转反侧。先生之音容声效，皆历历如在目前，我不能相信先生真的已经逝世，直到次晨看到报纸，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一生乐于奖掖后进，而于我这个驽钝下材尤为过情鉴拔，我今天能够在安徽社科院专事研究，并在近现代诗词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实与先生的引导、提携密不可分。
我家本以诗礼传家，先父凤梧公，国学造诣精深，工古文诗词，遗著宏富。我幼蒙庭训，颇耽吟咏。维自“文革”祸起，我初中毕业，即被迫辍学回乡务农，家藏典籍数万册皆为焚掠一空。期间无书可读，父亲病逝后指授乏人，青春虚度。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才被乡中学聘为民办教师，经考试转正。业余自学，获安徽师范大学汉语盲文学本科文凭，仍在乡校任教。拨乱反正后，沉寂多年的传统诗词开始复苏，1984年，我偶然购到几份诗词刊、报，不禁欣喜异常，于是重操旧笔，习作诗词，投寄报刊，也时有发表。但因所处环境在深山之中，极为闭塞，无良师可供请教，无益友可与切磋，只能觅书自学，暗中摸索，其中的彷徨苦闷，若非过来人是难以理解的。
古今凡在学业上有建树者，孤行冥索、自学成才固不乏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