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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理性算计也表现在农民的用水难题里。自己交钱让别人白白获益，没有合理的制度对交了钱的人进行鼓励或补偿，不交钱便也是一种理性的反映。但问题是，为什么不选择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现状呢？不是不想，但现在农村组织的状况，使农民没有制度创新的资源。
今天的农村已经没有可以有效地组织农民的权威。农民之间合作的文化基础也被瓦解殆尽。面对这样没有合作基础的村庄，市场关系的渗入在进一步离间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时，农民的自利是一种狭隘的自利，他们首先保证别人不能侵害自己，但并不能寻求到别人对自己的支持。人人如此，农村也就成为一个相互只求自保，但无力积聚内部资源、获取外部资源的虚弱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因居住相邻而形成的形式上的共同体，是无任何内部实质交换的虚假共同体。
这时，农民合作的问题似乎就不是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就能解决的。因为有的农村内部已无有助于合作的资源——从必要的物质资源，到必要的文化资源，从负责任的精英，到追求合作的普通村民。外部资源或者可求，但是，面对如此尴尬的合作基础，资源输入后会带来合作的前景吗？
明星村的背后
《南方周末》刊出《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整整四版的篇幅，可见社会对此类经济强村现象的重视。除了大邱庄，华西村和南街村我在1993年和1994年分别去过，当时得到的印象仍是主流的一套，认为是集体致富的典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听了吴仁宝的讲话录音，与王宏斌短暂的面谈，也觉得这些村庄发展的背后有未曾道明的原因。这次看报道，一下子又触发了自己过去的思考，并且想到其他村子的事情。
南街的报道验证了我在南街调查时一个外地业务员的说法，南街的发展有赖于大量的银行贷款。经济强村之所以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争取和利用外部资源，这些资源中，很大一部分需要运用行政渠道的关系。而在这方面，明星村的领导人有超乎寻常的本领。
在我调查过的陕西毛村，村主任也是一位能人，他和历任乡党委书记的关系很好，善于从上面谋取资源，给村庄带来了很多福利，村里大部分旱地得到了灌溉，村民也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他无吴仁宝；王宏斌那样一心为集体的精神，为村民办事的同时也不忘捞取自家和亲戚朋友的利益。因此，争取上级资源的本领并没能给他带来足够的权威，反而成为一些在选举中谋求取代替他的人挑刺的把柄，被村民认为勾结乡干部、中饱私囊。村庄的经济发展没能走上如南街、华西那样节节上升的坦途，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
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获得自上而下的资源，而且，即使有一位能人可以为村庄争取到资源，对他如何利用资源的监督在村庄中也很难做到。三大明星村村庄领袖的胆识、能力、治村的本领和外交的手段，都非一般农民可比。明星村的辉煌和他们个人的努力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全能”的能人难觅，所以明星村才凤毛麟角。其成长不易，维持也难，均有赖于能人尽责。华西、南街至今长盛不衰，与村庄领袖的进取和自律有很大关系。而大邱庄神话的破产，也起因于村庄领袖的自我膨胀。
明星村一般还有占绝对优势的集体经济和近乎严厉的管理制度。而这对于大多数的村庄来说，也是几无可能的事情。在上下一致的行政化运作中，分田到户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多数村庄的现实。但明星村保留集体经济，并因和后来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相一致，出人意料地成为其谋求上级资源和支持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被有远见的村庄领袖刻意营造、维护乃至放大，更使其含金量大增，其他村庄无法望其项背。明星村动辄斥资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兴建政治性建筑即是明证。而这种刻意渲染背后的洞见，使得村庄领袖成为居于村庄之中的政治家。村庄能人成为不了洞察上、下层政治互动机理的政治家，也就造就不出明星村。
但是，相对国家对农村总量有限的财政支持，相对县乡政权在维持运行和追求不正当利益之后对村的有限投入，要想使每个村都获得外力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市场的不完善和农民的弱势使得来自市场的资源对农村的正向流人也微乎其微。而且，“能人＋贤人＋政治家”的要求对农村精英来说，又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缔造明星村的英雄难以横空出世，明星村的道路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不具普遍意义。
上面所讲的毛村之类的村庄，是中国村庄的大多数，他们处于从贫困村到明星村序列中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资源的不足，能人缺乏，市场风险的冲击，村庄在致富的道路上步履维艰，甚至不断倒回到起点。
寄希望于加强国家对村庄的扶持，或者引进人才之类的措施在短期内不会成功。因为，国家扶持需要城乡统筹的发展之道和对农村基层行政体制的彻底改造，此种撼动既有利益格局的动作不能被轻易采用，即使被采用也不会马上见效。而人才战略牵涉的问题更为深广，农村人才的外流、村庄价值体系的紊乱、市场化进程中农民的狭隘自利观念等，都阻碍着一个理想的人才机制的建立。
经济落后的村庄其实根本无缘走上明星村良性发展的道路，因为明星村赖以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稀缺资源——经济区位优势、政策上的倾斜、适用技术的输入。如果说精英在农村难觅的话，不妨把他们也看作外部资源，毕竟，带领农民闯官场和闯市场的本领很难在封闭的农村生活中自发生长。而且，当市场只能逐步扩大，且市场秩序不规范时，一个特定区域内的村庄之间正当或不正当的竞争，足以使一些村庄的发展停顿乃至倒退而只能保证少数村庄崛起。而倒下的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走上发展之路的村庄。
离开明星村的经验，探讨大多数村庄面临的发展难题，才是我们应该着力的重点。
毛泽东品题曾国藩
■ 王子今
毛泽东对于历史学有深厚素养，他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大有益于其斗争实践。毛泽东历史观之新异特色的表现之一，在于他的历史人物评价。对于殷纣王、秦始皇、王莽、曹操等历史人物，毛泽东都发表过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评价。他自己称之为“恢复名誉”。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就说道：“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对于被称作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毛泽东也曾有过与历史教科书中的正统论说有所不同的评论。分析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内质和毛泽东文化性格的特色。
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中继
青年毛泽东曾经受到王夫之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从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接受杨昌济传播的船山思想的情形。据他当时的友人回忆，毛泽东“极其推祟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至第43页）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备课时，曾经再次研读过《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后来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各册。”（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通过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保存的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外出时指名要带走的书籍的书目，可以知道他在外出视察时，仍然时常要读“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页）。
有的学者曾经分析，“王船山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通过了两条线索。第…条线索是：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认为曾国藩是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重要中继的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确实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倌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
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
位，共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看来毛泽东确实看重曾国藩的“军政谋略”。不过，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绝不限于所谓“军政谋略”。杨昌济初见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说明曾国藩个人事业的成功，可能也曾经影响青年毛泽东人生斗争的取向。而曾国藩历史思想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有诸多例证可以说明。
蔡和森曾经致信毛泽东，明确肯定了曾国藩政治能力的优越；“三年而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二时，……”（《蔡和森给陈绍林萧子障萧子升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谢觉哉曾经指示学生读《曾文正嘉盲钞》。他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还就曾国藩日记中所载楹联，表达了对曾氏文采的欣赏：“《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