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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氏例言》，《严复集》第1册，第97页。）他也不同意梁启超把它译为“平准学”，说：“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之名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固吾重思之，以为此学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而用之处处无扦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以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3册，第518页）“经济”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经邦济世”，故“嫌太廓”，理财、平准又失之过于狭隘，西人的“economics”，在文言中确实倒是“计学”比较接近。
二，“logic”，今译逻辑，基本上属于音译，而严复译为“名学”。他在《穆勒名学·按语》中谈到“logic”的译法时作了详细的考论：“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转之根。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罗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明理探》，乃李之藻所译，今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故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严复集》第4册，第1027～1028页。）
三，“Philosophy”，严认为日人译“Philosophy”为“哲学”也不恰当，应译为“理学”或“爱智学”，他说：“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人谓之哲学。顾晚近科学，独有爱智以名其全，而一切性灵则归于心学，哲学之名似尚未安也。”（《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 4册，第1029页）
四，再如，译“sociology”为“群学”而不是“社会学”——因为在严复所习惯的语言环境中，“社”与“会”是各有其含义的，都与sociology、society无涉——唯“群”近之。就像“革命”在中文的固有表达“武王革命”中是“革”掉一个王朝的“天命”，是与“Revolution”全然无关的，因而“Revolution”应该译为“改革”或者“变革”更为恰当。从严复对这几个名词的推敲厘定来看，他所确定的译名更符合传统的汉语文言文的字义，因此更为可“信”，当属无疑。而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却恰恰是外来的、后起的词义和用法。
严复对自己确定的译名是颇有自信的，他相信他的译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给张元济的信中，表白了他的这种自信：“《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1页）然而日久之后，他自认为“无以易”的用法，却完全被他认为不准确的日译所取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规范变了。
选词如此，谋篇亦然。故严译的“信”、“达”，是要把西文改铸为文言的表达范式——这是直接与后来风行一时的“硬译”完全不同的一种翻译观点。这是因为严复认为，“欧洲学术之盛”，但却与中国“古人之学”异曲同工，因此自己要翻译和转达西方学术，所应该看重和追随的，就是《易》《春秋》式的“一千众枝”的表达方式，即先订主旨命意，而后挥洒为文，枝叶扶陈，畅达其旨。而且，严复进而还认定，西方的归纳、推理方法与《易》《春秋》相通，可称之为“外籀”、“内籀”之学，甚至如牛顿力学、斯宾塞理论，甚至热寂说，也都能够在精神实质上与《易》相通。那么融会（而不是附会）两种思想资源，并以先秦文风表述之，这才是“信”、“达”。最体现严译这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文风的是严译《天演论》开篇的这一段话：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杯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蟓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遗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制造障碍的汉译
■ 雷立柏
1999年，世界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之一，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国际中文版”面世了。由徐惟诚先生担任总编辑的这部中文译本卷帙浩繁，共20卷，每卷约500页，共计约4350万字。作为一位曾经于北京大学获得中国传统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希腊语、拉丁语的奥地利人，我近年来从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英文版和“国际中文版”这两个版本查阅过许多有关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对于这部荣获中国国家辞书最高奖的“国际中文版”，有些感想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先说说令我这个西方读者感到高兴的优点：英文版分为两大部分，即Mi… cropaedia（第1到12卷，收入比较短的词条释文）和Macropaedia（第13到29卷，收入篇幅较长的词条释文，比如“中国”、“莎士比亚”、“希腊文学”等等），而“国际中文版”很有序地按ABC排列诸词条，释文无论长短都放在一起，使用起来甚至比英文版更为方便。它的第19和20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汉—英索引，那些不知道ABC名称的读者可以在这里找到某一词条的英文拼写，进而能够在前面的第1到18卷中找出具体的资料。中文版的编者还增加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内容，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中西合璧”的百科全书。
可是，在购买“国际中文版”的第一天，我就发现，编者不仅仅“增”，同时也大量地“减”和“删”。进一步阅读之后，我越发觉得奇怪，因为我不明白编者进行“减”和“删”的原则。比如，像维吉尔（Vergilius）这样的古罗马诗人没有任何删减，但对于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一些人物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很多重要人物的释文减少到了原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英文版的Britannica包括很多非常精彩的文章，比如欧洲历史上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系的人士的传记，为学习历史、宗教和思想史的读者提供了很详尽的资料，但在“国际中文版”中，这些文章似乎都被压缩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因此不能帮助国内读者全面理解西方传统。记得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曾经说过：“中国人知道不少西方的antithesis（‘反’的一面），但不了解西方传统的thesis（‘正’的一面）。”这句话说得太对了，那些反传统、后现代主义的东西都早已在国内大行其道，但从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到西塞罗（Cicero）和从奥古斯丁（Augustinus）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传统文献仍然未被充分地介绍和研究。
更可怕的在于，“国际中文版”企图用中文完全代替原文，在所有词条的释文里都不使用ABC，虽然这些释文大多涉及到外来的人名、地名、书名和思想概念——对翻译稍微有所了解的人想必都明白这一点：谈论世界历史、世界文学或世界思想史的时候不能完全抛弃ABC，不能脱离原文，不能仅仅用汉字来代替原文，否则很多重要的知识就无法保存。
比如，美国的佐治亚（Georgia）州、位于俄罗斯南面的格鲁吉亚（Georgia）和西方世界常见的人名George（乔治）有什么关系？它们在“国际中文版”为什么排列在一起？从汉字的字面来看，这三个名称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它们都来自希腊文的ge（“大地”、“土地”）和ergon（“工作”），“在地里工作的人”自然就是“农夫”，所以“George”的本义是“农民”，“佐治亚”和“格鲁吉亚”都来自同样的古希腊词源——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些名称共同的“偏旁部首”呢？从汉语译名中也许永远不会发现这些内在关系，永远闻不出这些名称的原来“味道”和文化底蕴。还有，有谁知道，汉语里的“那布勒斯”译自英文的Naples，而英文的 Naples是来自希腊文的Nea…polis（意为“新城”）？“拿破仑”不也是一个从“那布勒斯”来的人吗？这些微妙的关系在经过中文翻译的过滤之后都丧失殆尽。
“国际中文版”对于外国人名的翻译也有很大的问题。倘若用ABC标示出外国人的名称，还可以让读者意识到其中的关系，比如John、Jean、Jan、Johann和 Ivan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词源，即希伯来语的Jo…hanan（“神是仁慈的”），但在汉语译名中，“约翰”、“让”、“杨”、“若望”（例如明末清初的传教士Johann Adam Schall“汤若望”）和“伊凡”完全失去这种联系，根本无法找回原来的味道。对于“让·保罗·萨特”和“汤若望”这两个汉语译名，你能否意识到两者的内在关系？
其实类似的“洋相”在国内翻译界比比皆是。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