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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庄王墓随葬的丰厚器物和大量来自西洋的物品来看，它远远超出了明朝初年的亲王葬制。朱元璋建政后，因国力匮乏，倡行节俭，亲王葬制从简。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去世，随葬“明器九十事（指事类）”，计有军器、日用器皿、乐俑、厨具等；质地多为木、陶；而日用器皿“俱锡造，金裹之。”之后这就成为亲王随葬物品的标准。从文物考古界对明初的楚昭王桢、辽简王植、湘献王柏等亲王墓葬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这一制度基本得到了遵守。随着明朝经济的逐渐上升，贵族的葬制发生变化，开始出现厚葬，梁庄王墓随葬大量的金银珠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表面上这种厚葬反映出贵族的奢华生活，但实质上也是明朝鼎盛时期，尤其是郑和时代国力强盛的反映。
“精英书评”的存在意义
■ 叶 隽
《纽约时报书评》与《纽约书评》，反映了美国书评的两种倾向。前者的“大众化”与后者的“精英化”，都值得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媒体认真借鉴。“严肃和有趣”，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对书评的评价标准。大众化的书评，因其受众广、影响大，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块阵地，容专文论述；这里且谈作为“阳春白雪”的精英化书评。所谓“高山流水，知音者少”，思想性过于高深，很可能出现“曲高和寡”的结果，但若能兼及美文与趣味，则未必不可将书斋里的高深思考，转化为大众平民喜闻乐见的文章。所谓“文章者，经国之盛事也”，文字力量建基于其对普通民众的巨大号召力。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书评文章的逐渐兴起而终究未能“英姿独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最近电视读书节目在中央台的“黯然淡出”更似为此提供了，注脚。虽然早在1980年代初期《读书》就以书评期刊的面目出现于大众视野，且影响一度极大，但此刊的目的仍在“借书评方式而浇自家心中块垒”，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刊物。后崛起的《书屋》据说有将《读书》取而代之的势头，但查其实际亦不然。倒是《博览群书》相对更像一份书评刊物，但其评书涉及面则颇宽，而有厚重份量的文章却不足（近年来若干专门栏目的开设似乎显示编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学术性的《中国书评》创办于香港，停刊多年最近复刊，宗旨一如既往：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期刊毕竟时效性有限，报纸相比之下更具及时意义。《中华读书报》名为“读书”，但更多地为知识界视作学术信息流播的渠道。《文汇读书周报》似乎还是脱不了沪上的闲适之风，文章多以小巧玲珑为主，少见有震撼力的大文章。进入2000年代后，各大报纸纷纷开辟“书评周刊”，不知是真的关心文化，还是要借势抢占市场，但这无论如何有可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新京报》以其日报的气势做周刊，排版色彩都颇吸引人眼球，但文化含量明显不够，缺乏大手笔，尤其是每篇篇幅极有限，刚感觉读了个开头，已戛然而止；《经济观察报》做过一些尝试，但似乎未见明显的特色；倒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创办时间既久，版式思路亦较活跃，曾颇显现出试图“更上层楼”的态势，不知为何又停了。
一般来说，学术精英与文学精英（乃至政策精英），虽然都选择“以笔为旗”，但言说的策略会有很大的差异，或以学院派为依归，或以想象性为立场（乃至以影响政策为目标），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会相距遥远。但在我看来，此处的文字，似乎为我们的思路，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范例，那就是虽然在根本上坚持精英立场，但在写作方式上应尽可能放下“学院架子”，采取贴近读者的方式，以朴素的方式与语言进行“有效沟通”。
书评的功用大焉，然论者似乎不能深察。中国每年出书总量位居世界之冠，而与拥有世界上最庞大规模的人口基数相比，购书量却极微。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国民素质，取决于其“教育／修养”，而“教育／修养”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之外，立足于自身的“自我修养”，可能对个体的素质人格养成更为重要；而读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尤其是在数码时代以无可抗拒的席卷之势汹涌而来之时，读书，更成了卓然自立、冷静应对的重要方式。所以，书评的意义，很可能会间接关涉到国民素质与精神的构建，岂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精英”与“民众”之间，确实需要这样的“沟通平台”。对于中国正在形成中的“书评时代”而言，相对闲适淡雅的读书小品和严肃认真的学术文章，都有存在的必要，不可“或有偏废”。“文化书评”更关注大众阅读，具有为社会一般读者提供精神养料的功能；而“精英书评”则更要求文章的“行之有文”，兼及思想的“进激之力”，它应当具备在“时代关怀”之后的“智者省思”的效用。对于公共舆论的功用，布迪厄曾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甚至不仅以“权力场”作为社会生活中横贯始终的大场，还直言不讳地说：“知识界是角斗场”，且其自主性受外来影响最大者，就是新闻界。陈平原先生虽然也对媒体与利益驱动有关的推波助澜深有疑惑，但仍强调“只有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第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精英媒体互动”，既不可能因为其可能出现的“媚俗”一面而一无是处，也不可能通过某些精英的“自矜身份”而自动消失。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过于强化“阳春白雪”的意识，而导致的“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结局似乎并不可取。但，事实上必须承认，能达到这种“理想功用”的书评却尚未之见。学术书评有其自身的规矩与严谨，相对目前媒体上沦为炒作的书评文字而言，此类具有一定学术背景而又考虑大众接受、有自身阅读思考并强化美文意识的“文化书评”，很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巨大潜力与魅力的一种文类，值得认真对待。
漫说严复的“信、达、雅”
■ 吴小龙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翻译界公认为对翻译的基本要求，这没有异议，但他本人的译作又被许多人视为过于雅训以致于不易为一般读者理解——由于太“雅”而失去了“达”和“信”。对此梁启超的批评最有代表性。梁启超在评论严译《原富》时，在肯定其巨大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他认为不足之处：“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摩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对于梁的批评，严复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研究精深学理之书，必定不能以通俗之词表达之：“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如果为了使那些学识浅薄的庸众都能理解，而力求通俗，这是对文学的凌迟，决不是革命。而他译书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这些人，而是为了思考者和研究者，是为了多读古书之人，“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从实际情况来看，严译西著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达（如“天演”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当时的中国确实起过巨大的震撼和启蒙作用，严复本人从他对西学的了解中所形成的一些观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思考中有重要意义的篇章，但这一切，却逐渐与他的译著本身脱离了关系，以致于这些译著现在基本上只作为探究严复思想的材料而被关注，不再能作为该学科的学术史料或该著作的典范译本。人们不但需要通过新的译著去了解这些著作，甚至于也基本上完全放弃了严复“踟蹰旬月”所苦心推敲的那些他自己认为极其准确的译名，而代之以大量来自东洋的日译术语。
如果严译著作不能作为他提倡的翻译原则的典范，那么或者是他的原则不对，或者是他没有达到自己提出的要求。然而严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应该说，严复的三原则是对的，他自己也成功、出色地实践了这三个要求，问题在于，他是在文言文的范畴内这么要求、这么实践的，这与近代以来越来越发展成熟，而今人也越来越习惯的思考和表达工具——白话文相去越来越远。由此，我们就能明白，他的译文为什么要坚持那让人无奈、为人诟病的“雅”，为什么要极力强调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信”、“达”——这本是中等水平的翻译就自然而然能够做到、应该做到的，何劳大师如此费心？
我们先从几个译名上来看看严译是否较之日译更为“信”：
一，“economics”，今天无疑都译为“经济学”，在初期则根据日译译为“理财学”和“经济学”。严复看来两者都不恰当，他认为只有译为“计学”才切合传统汉语的本意：“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严复：《严氏例言》，《严复集》第1册，第97页。）他也不同意梁启超把它译为“平准学”，说：“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