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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顾颉刚、谢国桢和我被禁闭在一起学习小红书。据我所见，顾谢两位身处逆境中的反应迥然不同。顾先生终日正襟危坐、愁眉苦脸、一言不发，一似重有忧者。到吃饭时就打开自己的布包，从中取出两个冷大饼，夹两块豆腐干，喝一点热水吃。谢先生则似乎毫不在意，当有人监视时，谢先生也埋头看小红书；一旦无人监视时，依然是谈笑风生，若无其事。有一次不知怎么兴致勃勃地谈到了赤壁之战。他讲起当时诸葛亮是二十七岁，周瑜是三十六岁。我接口说，可是京剧这出戏里诸葛亮是老生扮，周瑜却是不挂髯口的小生。我一时谈得兴起，竟然未注意到这时已有旁人在场。谢先生忽然喝了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两个人又低下头来读小红书。幸而谢先生警觉，才避开一场可能的麻烦。后来我与谢先生成为忘年之交。下干校之后，谢先生还用毛笔楷书写过几首诗私下赠我，至今仍保留着作为纪念。顾、谢两位先生已归道山十有余年，这里只是如实记录下自己当时的片断印象，作为对王文的补充。
说《读书》
清华大学 何兆武
梦中说梦
以前我曾困惑中国历史为何总有“历史周期率”在作怪，合则分，分则又合，读了刘东《今宵梦醒何处？》（《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后，心中才另有所悟；但所悟之后，又感到恐惧：中国人几千年的性格沉淀又岂是我们如今一朝可能彻底清除掉的？
宋元朝可以在蒙元入侵时仍挖空心思去享乐，仍高高兴兴地“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而今是否又真正吸取了古人的教训而兢兢业业，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振兴国力，重树民族志气之上了呢？非也！当一些发达国家的游客感叹中国跑的小轿车比他们国家都高级时，又有谁能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仍在贪图享乐；当贫困山区的儿童大量失学而有人在酒桌旁吃掉上千个亿时，又有谁认识到，我们仍苟活在梦中。也许有的是醒着的，间或也发表几句慷慨之语，号召大家从梦中醒来，但也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以至于他不久也厌倦了惊醒。大家都昏昏然，又有谁去叹息：“今宵梦醒何处？”
我想也许国人都要拚命呐喊，才不会犯困，而沉溺到梦中。一个民族必须首先自助，才能得到他救，如果我们仍自得于“抛来”主义，谁能保证我们不再会受一次“五内俱焚的经历”，又遭一次沉重的打击呢？
说《读书》
北京大学 赵方方
“后”与“前”
王蒙先生曾说过的那个前现代还没被中国人从前门赶出去，后现代又从后窗户进来了。前后夹攻，上下交征，而且前打后的旗号，后卖前的货色，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互相“化”得一踏胡涂，“现代”二字却混沌得很，看不清面目。用王蒙先生在《里的“前现代”》一文中的话说就是，“——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问题是，怎么会弄成这样儿了呢？！
这就说到了裘其拉先生的《千古一问》。问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或如裘先生所说：“天下您算老几？率海哪有您的份？”或如王先生所说：“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两位先生实在是目光如炬，问到了中国目下前—后文化现象的点子上。前也罢后也罢，提到文化高度上，都有一个文化视角问题，也就是拿谁的眼光看文化。表面上看，前与后，只是个空间方位感和时间顺序感，但康德老头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时空范畴是个先验的认知结构和价值估定框架。这里头有个“谁主”的问题。谁是社会的主宰？谁是文化的主宰？前现代文化的霸道，后现代文化的痞道，不是“同一个平面”，同一副爷们儿面目么？“主权或者叫解释权，在民还是在王”，您老还看不出来么？！的确，鲁迅和他的同代人曾经并非为了玩一把，并非为了过把瘾就死地干过一回“打倒孔家店”的事是认真地有所追求的。甭管他们当时追求得对不对反正“民主与科学”这两味灵丹妙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还没真正抓到手。所以看到现代的眼光不脱帝王将相或候补帝王将相的霸道，看后现代的眼光不离浪子狎客或候补浪子狎客的痞道都是社会主宰权，文化主宰权没落实在老百姓手里的一种扭曲的文化心态的表现。
我倒不是说有了民主就一了百了。民主过了劲也会“后”。但那“后”的前提是“前”，先得让民作了主才会发生“后”的问题。咱们中国的问题不在哪儿。这真应了“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的逻辑。前也好，后也好，对老百姓来说，命运的主宰都不由自己，所以才变着法的胡闹台、抡圆了舌头大砍。您说让他深沉点儿，隽永点儿，郑重点儿，体贴点儿，他准会嬉皮笑脸地反问您一句：“现如今谁倒对我深沉、隽永、郑重、体贴过？！”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中国的后什么什么，离着西方的后什么什么，还远去了呢。咱们先争取“后饮酌”吧。
说《读书》
东莞理工学院 屈长江
“前苏联”？
董乐山先生《译余废墨》专栏读来每有收获。今年第六期读后想到的一个值得一提的词：“前苏联”。“前苏联”在西方媒体的用法，用作原先组成苏联、如今独立了的各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总谓；并非苏联，或它解体之后给它取的新号。但在我国似乎常常和苏联混同了。以董先生的博学，当然知道这意思，但文中却从俗称爱伦堡为“前苏联著名作家”，似欠妥。同期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便没有把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叫作“前苏联”的奇才。爱、曼都是苏联人，不是“前苏联”人。
董先生文末一句说国际长途电话已使用卫星联络，海底电缆因而没落，恐不全准确。电缆（光纤电缆）仍是长途电话的主要传输工具，且不时有敷设新线路和修复海底电缆的报道。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国近年来盗割电缆犯罪严重，有关部门曾在敷缆沿线向群众展示光缆、宣传法制。即是说非但盗卖电缆犯法要严惩，而且如今新缆已改用光纤，不再是黑市上的“紧俏物资”了。
说《读书》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冯象
几点感想
翻读一年半来的《读书》，觉得有几句话可以说说。
第一，有些谈学术界人物的文章，读起来津津有味，例如汪子嵩谈冯友兰，王蒙谈胡乔木，钱理群谈王瑶。这些文章有价值，因为它记述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又透露了久藏心底的情愫。我们还有不少名人，如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刘大年、吕振羽、茅盾、周扬、杨献珍、朱光潜、范文澜、郑昕、洪谦，他们的经历都不平凡，性格料想也不简单，如果有人把真情实况表而出之，岂非一大快事？
第二，一年半来，有些人谈论人文精神，哀叹它的失落。但是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个清楚的界说。如果人文精神指的是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那种反对中世纪神学，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潮，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无所谓失落。要是按二十世纪的流行用法，把人文精神视为拒绝各种宗教信仰，一心一意地只讲世俗生活和人类幸福，那么我们不妨说它正在中国萌发，并没有衰落的迹象。
第三，有人说，人文精神的主要特点是终极关怀。他们似乎认为，这个有宗教意味的名词的内蕴是撇开眼前利益，专注理想境界，一尘不染，至高至善。但是终极关怀表现得最强烈的不是明心见性的哲人，而是满肚子宗教热狂的恐怖主义者。今天印度教徒与清真教徒的械斗，犹太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厮杀，无非由于终极关怀的推动。这样的行为，说它奋不顾身可以，说它有人性，能造福于人类，未免有点勉强。
第四，市场经济是否淹没了人文精神，也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我读了各方的言论，觉得袁伟时的看法较为可信。他说，对于人文精神，市场经济有消蚀作用，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正面作用。他指出，中国自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的创造性获得了发挥，知识分子的境遇已略有改善，高雅文化和出版事业也不全靠政府的力量来支持了。这种描述未必十分全面而准确，但是市场经济既是人文精神的腐蚀剂，又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基，要找一些例证并不是很难的。
依我看，官吏贪污可恶，但是官吏暴虐更可恶；拜金主义固然不好，但是日丹诺夫主义更糟得多。记者编有偿新闻，文人写阿谀富商的文章，诚然可叹可怜，可是比之过去天天唱颂圣之歌，处处闻逼供之声，打砸抢者被捧为革命英雄，潜心学术者被贬为反动权威，岂不是略胜一筹吗？
英国学者柏林（Isaiah Berlin）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主性，有理智，有自由。美国学者马斯洛（A。H。Maslow）说，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最低的是生理需要，依次上升是安全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获得爱情、友谊和尊重的需要，而最高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要是把符合他们两位的要求作为人文精神的指标，今天的中国当然是还谈不上，然而我们可不能不说，今胜于昔，在市场经济中人文精神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说《读书》
中山大学外语系 王宗炎
对课本的仇恨
丁泽先生在《课本·幽默·春节晚会》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语言教学课本……往往有一个缺陷，……学生或读者在读这些课本的时候容易昏昏欲睡……学生年纪轻轻就要烦得失眠。”“缺乏对学习者，读者进行智力上挑战，刺激学生的好强心，好奇心。”“这样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方式，难免让好学的学生也觉得索然无味。”
丁泽先生现住美国，大老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