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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欲出矣。
“扫叶山房”也是这样的文章，它不为“名家”讳。从汪曾祺先生的一个错误说去，平心静气，雍容叙述，引着十几种书，把“扫叶山房”的渊源沿革，梳理得清“爽”，另外也让读者知道了一段出版家的“历史”，，面对“市场”，面对“圣祖”，都不易应付，自古已然。
读书多难得，读书细更难得。
谷林老人读书细。书中有证，“编注与校对”、“版本的选择”、“数码字”、“五黄与十二红”、“闻一多集郭沫若序”，这几篇尤其见作者滴水不漏的读书精神，对于性急如我辈，这些地方是不会用心的，我们这些五柳先生的弟子，不免道一声惭愧，读书原是要这么读的——四大册的《郑孝胥日记》，就是榜样。
《书边杂写》固然是些读书的文章，却又不是什么秘籍善本，大半能在坊间买到，也有许多是我们读过的，作者偏“读人所常见书而能别有会心”，关于胡适日记，作者从日记本身找材料，拈出胡与蔡元培一桩文字往来，弄清胡适日记“先写于散叶，然后装订成册，因此颇便于借阅传抄”的细节。于此，可知胡适“以日记为著述”的本意大约是不会错的；又说到梁实秋推崇胡适写日记“毅力过人”云云，作者拿日记日期只算了一笔小帐，溢美之辞自随风飘去——“白纸黑字，分别写出存案，要在善读耳”，这是谷林老人开给我们的读书方子。
我们跟着作者在书边行走，遇见了许多人，周氏兄弟、胡适、梁实秋、沈从文、杨绛、陈寅恪、郑孝胥、罗振玉……对这些“熟人”，作者并没告诉我们更多的逸闻，他只说些书中的事，却让重新认识了书外的人。这样的特色，也是谷林“极见风格”的一部分。
而此书最让我辈心仪的，是作者的读书气象，有心人自能体会。陈原先生说谷林仿佛为书而生，为书而死。虽则从前的职业是打算盘，却使许多书“曾在我家”，而且绝不预备以这些“作资本去求发迹”。知堂曾有《亦报》随笔一篇“小伙计看书”，说送粮的小伙计，见着客人的书架就逡巡不去。知堂感慨道，“冷街的小店里有这样刻苦好学的青年，这是中国将来希望之所在。”不知怎么，我总觉着小伙计的身上有谷林老人的影子，这也许有点儿唐突。其实作者种种心迹，“后记”中已是辨香分明，如此单纯的读书人，现在愈发少了。
“读书最乐”，写《幽梦影》的张心斋这么说，“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序《金石录》的李清照又这么说，两句合起来，仿佛是谷林老人的娓娓絮语。
读书人真是无可救药。
（《书边杂写》，谷林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8。50元）
品书录
吴相
追溯起源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多的伟大而艰难的历程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当今全球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迫切地需要人们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深层研究和反思。正当此时，一本七百多页的研究著作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就是马泽民经过二十多年潜心钻研所写出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前提，也是解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的争论所依据的思想史基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研究开始，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对它的研究，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并遗留了许多方法论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有：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成主要地归结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和“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俗称为“两大转变论”），而忽视了马恩当时全部思想活动的复杂的系统整体性，把活生生的思想史变成了教条；第二，过分突出了马恩当时思想活动的“独特”意义，因而客观上把实际存在的马恩思想同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互动关系单向化了，导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同思想史的实际割裂开来，形成了马哲史上的“造神”倾向的理论基础；第三，只重视马恩向当时思想界其他人物的“斗争”和对其进行的批判，而忽视当时思想界争论的来龙去脉，忽视当时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创造和其对思想史的积极意义，因而对马恩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概念和范畴缺乏历史主义的解释，从而对一些问题形成长期的误解。
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向中国的马哲史读者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主要地表现在：
第一，这本专著对马哲史“前史”的研究范围作出了有理论意义的明确界定。作为一种创新，它既改变了过去一些研究者把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历史全部纳入马哲史前史因而划定太宽的做法，同时也改变了有人只在马恩当时关注的问题上打转、而忽略了其广阔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史背景的比较狭窄的研究方法。这本书对历史材料和马恩思想活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较为恰当的处理，追求马恩思想的发展同当时思想史真实发展趋向的科学统
第二，众所周知，马恩最初的思想成长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我国马哲史界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马哲史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史的深入理解和正确解释。这本书的一个长处就是它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运动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能对许多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符合当时思想史发展真实的解释。如果读者仔细地阅读该书的第二和第三章，将会对此有所体会。
第三，作者多年潜心于马哲史的钻研，如果用“过细”两个字来描述作者的研究风格，是比较确切的：他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收集国内外各种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比较和考证。正是这种辛勤的功夫，成为这本厚达七百多页的书中许多观点的坚实基础。例如，本书第六章用了九十多页的篇幅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如此详尽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在对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之三的研究中，马泽民先生指出，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塔克时，把人的本性区分为“经验的本性”和“永恒的本性”，而这种永恒的本性却被人“看作独立存在于他自身之外并与他自己相对立的经验的神”，这表明马克思“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早于费尔巴哈两年，而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不但指出了马克思所受到伊壁鸠鲁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卢克莱修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见该书第381—384页）。这种特有的论述，在该书中还可以看到许多。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马泽民著，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版，14。50元）
品书录
李鹏程
解读公刘
作为诗人，公刘广为人知；作为杂文作者，公刘也为众多人所知。而现在一本《活的纪念碑——公刘随笔》，又让我们了解了作为随笔作者的公刘。
这是一个怎样的公刘？
有人说：随笔也是诗。说者认定诗是灵魂的凸现，主张随笔应象诗那样诚实地对待生活，袒露自己的人格和真实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要说：公刘的随笔是诗。
他是那种颇为着重人品、人格力量的作家。“一个没有人格的人，肯定当不了作家。一个人格力量不够坚强、不够坚韧的作家，肯定成不了好作家。”——公刘曾如是说。眼下支撑这座“纪念碑”的，不也是一种人格力量？！
这不仅仅指，作者在这本集子里所说所谈的，全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话语，有真情实感充溢其间，而且，指他那种严以律己、敢于拷问自己灵魂和良心的勇气。作家没有因为早年屡屡蒙受委屈，如今历史已证明了他的无辜和清白而沾沾自喜，而是深自反省，检点着自己当年的“天真、幼稚、脆弱、不谙世事偏又心高气傲”，乃至“虚荣、投机、自暴自弃”等“人性弱点”。他一再将自己一些“不光彩的事”端出来曝光，并提着“始终滴血的心”，向那些由于自己的理智被人的自卫本能取代而受到无端株连的人们“谢罪”……在这些文字里，我们读出了真诚，读出了作家的灵魂，读出了他有别于当年痛苦的另一种痛苦。
在公刘的文学起步阶段，诗与杂文是“比翼齐飞”的，这造成了二者的相互渗透。作者的文学启蒙人——秦似当年就慧眼独具地点出：他的诗、散文诗乃至小说都有“杂文精神”。如今，读了《活的纪念碑》，我们也要说：公刘的随笔是杂文。
对随笔和杂文这两种文体作绝对明确的划分自然不好办，但可以作相对区分，则：前者轻松些，后者沉重些，前者平和些，后者热辣些。如果这大致不错，那么人们不难发现，公刘的随笔要较其他作家的来得沉重、来得热辣。一篇总结自己一生“得”与“失”的短文——《无论是“得”是“失”都充满了忧伤》，写出了多少复杂的情愫？一篇记叙自己与女儿在特殊岁月里遭遇的回忆文字——《活的纪念碑》，溶进了多少厚实的内容？一篇《故园情》，倾诉的是一种“没有故园的故园情”，是何等的深沉？一篇《千岛湖·千湖岛》，展现了作者“繁富且自相矛盾”的触动和思绪，又是多么的丰满、富于蕴含？………而作者在写作这些篇章时，又无法做到克制和心平气和，字里行间总有那么一种芒刺和热辣劲在，就更加重了它们的“杂文味”。
这是一个怎样的公刘呢？——现在我们似乎读出了：一个既有诗人的诚实和坦白，又有杂文家的力度和锋芒的随笔作者，一个与自己的诗和杂文保持了某种一致的随笔作者，一个不以消遣自娱为圭臬、而时时关念现实人生的随笔作者……
（《活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