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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从几个月到10年长短不一）内由四分之三州批准。护旗派难以实现其理想说明美国政治中具有的精英性，但这并不否认美国政治中的另一个内容：它的民众性。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有关男女平权的宪法修正案的命运则证明了后者。
美国女权主义力量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女权主义者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挑战，深得知识分子和激进派的支持。但他们争取男女平权的宪法修正案（简称ERA）尽管在一九七二年由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最终还是未能得到四分之三州（已有三十五个州批准）的批准而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夭折。美国广大民众还是认同于传统的妇女观。由于精英们的支持，争取男女平权修正案运动看上去声势浩大，势不可挡，远比没有精英支持的护旗运动影响广泛。因此，在宪法修正案问题上，后者可能比前者失败得更早，连国会这关都过不了。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民主制度确有其精妙之处。以护旗焚旗之事为例，就可看出美国政治之若干特点。首先是司法与立法的平衡与制约。联邦最高法院可判处焚旗合法而导致四十八个州地方法律的失效；国会可通过国旗保护法而显示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只要官司不打到最高法院，此法仍属有效。但当最高法院判处该法违宪之后，对国会来说只有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才能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其次是国会内的平衡与制约。通过一项修正案必须是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第三，是联邦与州的平衡与制约。国会通过之修正案还要四分之三州的批准。第四，是精英与民众的制衡。大众可以以“量”见长，但精英则可以“质”取胜。你要赢得三分之二多数才能成功，我只要有三分之一少数就可阻止你。在男女平权的修正案中，精英们虽无法赢得四分之三多数，但在护旗案中，它却有争取到三分之一少数的能力。最后，在争取宪法修正案的过程中，切不可以成败论英雄。昨日的男女平权案，今日之护旗运动，都是极有影响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它使无数人认识到女权之重要，国旗之庄严，学习到美国民主的运作，因此对社会大有好处。
这种制衡关系证明美国先贤们为避免“权力造成腐败”而制定出的宪法有其成功之处。美国的社会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差异，日益高涨的暴力犯罪，但它却没有让这种差异发展到波斯尼亚那样的种族屠杀，不让这种犯罪演化到莫斯科白宫门前的枪林弹雨。在很大程度上，这不能不归功于那部长寿的美国宪法，也不能不使人想起近二百年前法国贵族政治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可能言之过甚的名言：“美国宪法是人类大脑所设计的最好的制度。”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于华盛顿
东来
1995年第10期；总第199期 … 漫画
“我要借最新的一期……”
“这就是我们的最新的一期。”
——有些图书馆已多年没钱购买新书了！
丁 聪作
漫画
丁聪
从一封函札谈起
一九九四年八月，在新加坡一书画展中，购得《马一浮致丁辅之函》一件。马一浮（一八八三——一九六二）被梁漱溟誉为“一代儒宗”。贺麟则称马氏“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马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硕果。”（《当代中国哲学》，页12）既属名学者手泽，弥足珍贵；况且马一浮书法，素负盛名，历几十年而不衰，近年益受重视。使我兴起念头购藏的，实缘该函札内容，关涉熊十力名著《新唯识论》的出版事，具有学术文献的价值。
新儒学在海外，近二十年是显学。在中国内地，新儒家和新儒学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一破几十年的沉寂，然有尾随海外，渐成显学之势，这种趋势，关乎学术思潮，很可注意。马氏此信，对了解新儒学之发展，不无意义，因此乐为之介。
马一浮致丁辅之函，用行草书于长三十六厘米、宽四十八厘米的宣纸上，信末钤有收藏者谢明山审鉴印章二枚。信原文：
辅之先生惠鉴：久不晤教，唯动定胜，为颂！兹有托者，老友熊十力先生近著《新唯识论》一书，愿用仿宋聚珍版排印，留沪自校。此书绝有价值，恐贵局执事人以普通顾客见待，印刷不免稽迟。故不辞冒昧，特为之介。愿藉鼎言为重。嘱诸执事人，务令加工赶印，克日出书，行款一切，悉依熊君所定。至印价纸价，每期核实计算，以示优学者，重视名著之意。专尔奉渎想不为过。新秋渐凉，想益以艺事自乐不宣。
马浮顿首 八月卅日
收件人丁辅之（一八七九——一九四九），浙江杭州人。名仁，号鹤卢，乃著名藏书家八千卷主人丁松生（修甫）后人。丁辅之本身是近代著名书画家，尤善瓜果花鸟，对金石、甲骨文很有研究。早年与吴昌硕等人成立西泠印社。丁辅之又继承其弟丁善之不竟之志，创制了秀丽的方形欧体仿宋字模，以供中华书局使用。马氏致函丁氏，目的在请丁氏协助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出版事宜。函内道及“贵局”，显然是指“中华书局”，由之亦可知《新唯识论》乃由当时中华书局印刷厂承印。而函及《新唯识论》当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的文言本初版。马氏函日期署八月卅日，书乃用仿宋聚珍版印就出版，丁氏可谓不负所托了。文言本的初版《新唯识论》是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
马一浮不仅为熊十力致函丁辅之，促成《新唯识论》的印制出版，该书虽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费用实由马氏和时任图书馆馆长、原北京大学同事单不庵资助。浙江省立图书馆之创设，尚与马一浮有一段渊源。一九一五年袁世凯贿赂马一浮岳父、浙江著名士绅汤寿潜二十万元。马一浮出主意，挪用此笔款项捐给浙江教育会，俾筹建图书馆之用。《新唯识论》文言本，由马氏题签并撰序，序曾先在《大公报》上发表。在《致丁辅之》函中，马一浮已称熊氏此书为“名著”，谓“极有价值”。序中称“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足使生、肇敛手而谘嗟；奘、基挢舌而不下。”可谓推崇备至。另据熊十力自言，《新唯识论》的思想，曾得助益于马一浮，他说：
境论文字，前半成于北都，后半则居杭州西湖时所作。十年病废，执笔时少，息虑时多，断断续续，成兹境论。故文字精粗，颇有不一致者。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明心上谈意识转化处，尤多采纳一浮意思云。（《新唯识论》绪言，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五）
可见熊十力哲学体系的形成以至《新唯识论》的成书，得马氏启发不少。论者甚至有说：“直到二、三十年代之交，也就是他（熊十力）与马一浮结识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景海峰，《熊十力》，页72）
近年海内外对熊十力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极盛，但大都从新儒学和近代佛学入手。近代学术思想，受时潮影响极重，对任何学者和思想家的研究，无法回避思潮史的考察。熊十力哲学的建立以及新儒学勃兴，如先在思潮史上去考察，更能彰显其历史特点和地位，对其哲学思想内容更容易了解透彻。
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以五四思想为专题去研究新儒家及其代表者。他认为：“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彻底反儒教主义、反传统主义、破坏偶像的运动；同时一方面又形成了与以上相反的重新评价和继承传统的倾向。”他又认为“‘新儒家’实际上是和五四运动同时并行的，不怕误解而抗衡产生的”，他进而举出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等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并晓示他是“将熊十力哲学的形成看成了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很新颖且有见地。（《熊十力与新儒学哲学》，页34、41，台北明文书局版，一九九二）
留美学者杜维明则视熊十力“作为后五四时代”的一员，并谓熊氏思想的建立是对后五四时代思想危机的自觉反应。（《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页591，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七）
熊十力研究专家郭齐勇在认为五四反传统运动是“熊氏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的同时，并一再强调熊十力是“身处五四之后，心却在辛亥之时”。（《熊十力与中国文化》，页35，台北东大版，一九八八年）李泽厚认同郭氏定熊十力哲学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补造了更为完备却已经过时了的哲学体系”。李泽厚并进一步说明，“从谭嗣同、章太炎到熊十力，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代知识者企图站在传统哲学的基地上，来迎接新的世界和创造新的哲学。”由以上征引诸学者对熊十力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有视之为辛亥革命期间第一代知识者；有视之为五四时代中人；有视之为后五四的一员，歧异不为不大。这种对熊十力在近代思想史上定位的不同理解，显然非定义的不同，甚至说，从某种角度上说，三种定位都有其理由。从年龄和身预辛亥革命来说，熊十力自然属辛亥一辈；从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受激荡，自然属五四时代；从熊氏哲学体系建立，自然到五四时代之后。如何克服各无不妥而理解歧异的障碍？笔者再举李泽厚的看法为例。李氏既视熊为辛亥期间第一代知识者，但在同一文，李氏则目梁漱溟“作为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同时的五四期的思想领袖，相当敏锐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感受敏锐、思路开阔、建立思想范式的独创精神。”（《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页288，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这一对比，理解更困难了。除胡适外，论年纪，鲁迅比熊十力大四年，陈独秀比熊十力大六年；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深，陈、鲁于熊氏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