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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不管当年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股票炒手，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他类型其他辈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精神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坠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纪录！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 雪窦寺下山后为回应“知青热”、“老三届热”而作
朱学勤
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
一七八七年美国的几十位先贤聚会费城，坐而论道四十余天，连争带吵为新生的美国妥协出一部流传至今的宪法。它虽然对政府权力作了框架，但对百姓的权利却未加说明。于是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J。Madison）起草了一部《权利法案》交由国会通过，成为宪法的十项修正案。此案的第一条就是民众“有言论自由”，百姓们的畅所欲言遂有了护身符。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宪法解释的变化，言论的自由被最高法院逐渐理解为表达的自由（free expression）。据此，有些好事者不满足于畅所欲言，更想利用“表达的自由”来为所欲为，这就有了著名的“德州诉约翰逊案”（Texas VS。Johnson）。
一九八四年美国共和党大会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行，反对里根政府内政外交的人则在会场外示威，其中一位约翰逊先生焚烧美国国旗以泄愤，并兴高采烈地围着燃烧的国旗大叫“红、白、蓝，我要让你成碎片！”德州当局以有意损坏国旗罪逮捕并起诉约翰逊。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五年以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最高法院以五比四一票之差判定：在公众示威中焚烧国旗是一种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表达自由”保护的行动。
这一判决不仅使约翰逊无罪开释，更重要的是，它使美国四十八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有关国旗保护的地方法律失效。
那些视国旗为民族象征的美国人被激怒了。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受到损伤。当时民意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希望用法律来保护国旗。他们的愿望在国会中迅速得到表达。当年十月，国会通过了一九八九年《国旗保护法》，但这一法律立即受到支持焚旗为宪法权利的人的挑战。就在该法生效的当天（十月三十日），一位叫埃里奇兰的女士以身试法，在国会山下当众焚旗，因为她知道这个案子必然会上诉到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埃里奇兰等人”一案中，尽管有群众和国会的压力，最高法院依然我行我素，再次以五比四的票数在一九九○年六月十一日宣布一九八九年《国旗保护法》违宪，重申其焚旗合法的立场。反对焚旗的人（姑且称之为护旗派）于是只好寄希望于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来保护他们神圣的旗帜。十天后，护旗派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保护国旗的宪法修正案，但因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而未能通过。参议院的护旗派也以五十八票赞成四十二票反对面临同样的遭遇。但国会外的护旗派不肯善罢甘休，爱国的激情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保护国旗的事实，促使他们决心继续战斗下去。一九九四年八月，以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为首的六十五个全国性社会组织在国会山下正式宣布成立全美“公民护旗同盟”（Citizens Flag Alli…ance），发誓要在全国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护旗游说运动，促使国会能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保护国旗的宪法修正案。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多数议员（尽管不是三分之二多数），多数州的州长（已有二十六位州长）表示支持护旗同盟。受美国军团委托，盖洛普（Gallup）一九九四年二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不认为焚烧国旗是受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的行动，百分之七十八的人认为有必要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护旗，百分之八十一的人表示如果第二天投票，他们会赞成通过宪法修正案。由此看来，从上到下，护旗派显然是多数，但他们成功地促使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何以见得？这里实际上就涉及到美国的政治究竟是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的问题。
一般认为，今天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大众民主制（Mass Democracy），但它与精英政治并非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从历史上看，今天的这种大众民主制源于精英政治。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诞生之初，还是一种有限的精英民主。英美法等国对选民都有过诸如财产、教育、性别、居住地等的限制。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现代政党制度的出现与发展，导致对选民的各种限制越来越少。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妇女参政权之获得，西方各国大众民主的时代终于到来。但这种大众民主的实现并没有抛弃精英政治，只是使后者具有了坚定的民众基础。这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制与希腊古典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初期民主制的最大区别。造成这种区别的重要原因则是现代政党制度和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与发展，使国家政治从精英的沙龙来到了平民的客厅。
正是这种精英政治的特点让笔者得出那些决心保护国旗的美国人士难以成功的结论。因为护旗派的对手是那些“表达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绝大多数并不认为焚烧国旗的作法得当（因此不可称之为焚旗派），但他们坚信“表达自由”原则的至高无上，尊重最高法院的开明解释。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恰恰是社会的精英，特别是那些创造思想、制造文化、控制舆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个人的“表达自由”，他们非常理性地接受国旗被任意毁坏的现实，承受由此而不得不付出的情感上的代价。而护旗派则是那些最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很认真地也很简单地把事物分成好与坏，对与错，就像本世纪初积极参加美国禁酒运动的人那样。因此，在“公民护旗同盟”名单上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的社会组织，都是一些退伍军人，劳工，妇女和移民团体。上述盖洛普调查也显示了这一点。在被调查人群中，高中或高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有百分之八十六支持用宪法修正案来保护国旗，而有大学学位的人群中则有百分之六十反对这样做。因此，这场护旗运动实际上可看作是民众与精英的对抗。由此笔者联想到对诺思（O。North）的不同看法，此公在伊朗门丑闻中担任重要角色，但美国百姓对其忠于职守，服从命令深为感动，视之为“爱国的民族英雄”。而精英们则对他嗤之以鼻，视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有法西斯主义倾向”，此公去年竞选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差一点获胜。他的竞选再次引发民众与精英不同观念的对抗。
如果用简单的全民公决来决定焚旗是否合法问题，护旗派必胜无疑。但美国民主制的框架毕竟是精英们精心设计的，他们所信奉的恰恰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坚信多数统治同样会产生暴政。因此，这一制度要求在重大问题上不能由简单多数来决定。以美国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例，首先要在国会两院内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其次要在一定时限（由国会规定，从几个月到10年长短不一）内由四分之三州批准。护旗派难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