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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化，人的观念也应该顺应变化。而在上面说的二件事情的背后不变的却是读书的沉重和我们这个民族对读书的看重，它既塑造了中华文明数千年史不绝书的文明史，也带给后人挥之不去的文化专制传统。自韩非讲“儒者用文乱法”以来（《韩非子·五蠹》），读书人和读什么书就成了统治者关心的问题。这一关心不打紧，读书的乐趣从此就有了局限。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明清的文字狱到“文革”的极左思潮，哪一件事情不是要求人们只能读某一类的书籍呢？而多数人也愿意为博取功名只读经义词章，牺牲掉阅读杂书的乐趣，所以中国的专制时间长久不能全怨统治者，读书人自己倒真应该反省。我读《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对张集馨陛见道光帝的一段对话印象颇深，道光劝其读有用之书，说：“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过去的君主尚且明白阅读儒家经典的意义，怎么现代的人反而糊涂了呢？
儒家读书从来是要讲修齐治乎和君君臣臣的，对读书人的标准大概就是要能够达到张横渠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地。简言之，这就是功利性阅读。当然，能够读出来的人出将入相，安邦定国；读不出来的人，做西席幕宾，礼仪乡梓，这样的功利阅读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为什么今天的人们阅读出版大量的各行各业的功利性书籍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其实读书只是个趣味问题。正如《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说的，阅读率的下降并不可怕。我还要补充一句，而且也不是坏事，这是资讯多样性的标志，实在不需要“学者”来干预。我觉得为了生存的功利性阅读，比抽象地为了赓续中华传统的身份性阅读更人道一点。打个比方来说，前者就好像是市场经济，后者就好像是计划经济。在市场的配置下，功利性的阅读会使读者最终找到自己的趣味所在。而在计划的规定下，任何有趣的书籍读起来都会痛苦。至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人士一致推崇青少年要阅读儒家经典，就更是让人莫名其妙了。保守主义我们不去说它，如果自由主义也希望以青少年阅读儒家经典来振兴中华，那只好套用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他们是些“伪自由主义者”。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博览群书》。作为在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思想性书评杂志，这二十年来虽然它以关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进程为宗旨，但我们何曾在它身上看到了教师爷的面孔和阅读的沉重呢？杂志如人，我想它的刊名冠以“博览”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最近有学者希望该杂志“担当振兴全民族阅读习惯和理性精神的使命”（散木：“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博览群书》2004年12期），我心里就在叫“糟糕”！《博览群书》这二十年一路走来给我的良好印象就是它没有去刻意充当引领民族阅读习惯之精神领袖的角色，不限于只谈论那些“深阅读”的书籍，也不仅仅就书论书，在书评和人文学科的讨论中保持了一种朴素的平常心，使人亲近。读书、读人、读社会，有思想而没有阅读的沉重，有趣味却摈弃了坊间的庸俗，有品格且没有小资的炫耀，有批评亦不乏学术的宽容，是份读起来轻松愉快的书评杂志。那些评介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学术发展轨迹的宏大论述固然是《博览群书》的价值所在，但我更喜欢的还是读《博览群书》上的不那么学术性的文字。记得前些年有篇读《潜规则》文字有点趣味，它让我知道了古人所云的“陋规”或“陋俗”如今有了这么典雅和学术化包装的叫法。没有多久，“潜规则”就成为今天人们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热门词汇。这是书的力量，也是思想的力量。前面我说《博览群书》在无意间把它自己的成功做了归纳，但总感到它差了点什么，我想这就是《博览群书》以博览为旨，不刻意侈谈思想上的新锐和古怪；同时又以群书为媒，也有心在趣味和学问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读书其实有多种读法的，功利性阅读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今天大众阅读的主要方式。如果号召读什么和不能够读什么，阅读就容易变成很劳心的身份性阅读，读书就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压力，一点点趣味、一点点闲适、一点点自由也没有了。《博览群书》这二十年做的漂亮在哪里？我认为就是不矫情、故作严肃状，让人读着轻松。下一个二十年的《博览群书》会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它能保有谈论读书时的平常心和轻松劲，评书、评人，当然也要评社会，至于是不是能够承担什么使命，倒不要太在意，读书和评书都是不必过于沉重的。
和一份杂志做朋友
■ 傅 谨
一个作者和一份杂志的关系，有时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前些天一家媒体约我谈谈百年京剧发展史上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记者拿出当作引言的就是我发表在《博览群书》上的文章《知死而后知生》。屈指一算，我和《博览群书》的交往，已经有七八年，先后为杂志写了十多篇文章。不知不觉中发现，到目前为止，《博览群书》成为我写文章最多的杂志，和杂志之间的感情和默契，也与日俱增。其间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的“本刊特稿”栏目，发表了杂志专门为拙著《草根的力量》组织的8位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的评论，这些学者多半和我素不相识，更无交情可言，全赖《博览群书》杂志的号召力与组织，才能令他们关注并且给予拙著很高的评价。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极为浓重的一笔，而杂志对拙著如此的厚爱，令我感到说一番感恩的话都显得矫情。
但这些年里我并不常为《博览群书》杂志写文章，原因很复杂。从内心深处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对这份杂志的情感使然。
我做文字工作二十余年，除了从事专业研究，也经常写些评论，甚至包括一些对社会现象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各地报刊，但我很少长时间地为一家杂志写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作者，我始终有个顽固的念头，我以为作者和杂志之间如果合作的时间一旦长久了，就很难长期保持某种必要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之所以必要，是由于编辑与作者之间本该构成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张力，很容易因长期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间的信任感和依赖性而遭到破坏。通俗地说，作者之所以需要编辑是由于作者面对内心写作而编辑面向读者发稿，专注于内心的作者，他的文章是否切合读者的需要以及趣味，自己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觉察；而且，每个作者在长期写作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无法自知的陋习，再好的写手也难免有其缺陷。面对一个陌生的杂志和编辑时，这些问题很容易成为文章发表的障碍，这会促使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谨慎行文，认真推敲；然而在给熟悉的杂志和编辑写文章时，恰恰由于熟悉，由于发表的障碍被这种熟悉而生的信任与依赖扫平了，写作态度很容易产生微妙的变化，除了提醒作者在写作阶段就惕然对待文章以外，一个优秀编辑的特殊价值还在于他能够及时地向作者指出文章中的各种缺失，尤其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废话唠叨，一些习焉不察的俗趣，但是一个熟悉的杂志及编辑，有时可能因爱屋及乌而连同这些缺陷也一起欣然接受，有时会碍于面子予以放纵，对文章的评价尺度会有形无形地渐渐松弛，这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杂志而言都不是件幸事。作者与杂志社及其编辑之间因长期合作产生的深厚友谊，固然值得称道，只是友谊一经形成，作者本身自应该倍加珍惜。要想保持真正长久而纯粹的友谊，其责任主要不在于杂志社以及编辑，而在于作者，在于作者需要尽可能自我省察，主动给杂志和编辑留出给予文章以客观评价与判断的空间，这才是情分的前提。
大约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经常给一些陌生的杂志写稿子，不是为了重新体验年轻时习作得到从未谋面的杂志编辑发现与赏识的快感，更多是要通过给陌生人写文章以激励自己保持文章得到杂志及读者认同所必需的充实内涵和行文的可读性。但我却依然和《博览群书》合作了那么多年，直到现在，虽然其间也时有中断。
记得从1998年初在《博览群书》发表文章《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起，先后给杂志写了多篇从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视野重新解读元杂剧的文化随笔，它们形成一个名为“元剧札记”的系列，本想长期将这个系列文章写下去，促使我停笔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而中断了这组文化随笔的写作，不如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渐渐感到思想不能集中，文气不能接续，文章仍在发表，却不由得从中体会到编辑们的宽容，于是停笔显然就是最好的抉择。
后来给《博览群书》写的文章，包括开头提及的《知死而后知生》，就以杂志约稿为主了。在作者与杂志的关系中，杂志接受作者的投稿与杂志主动约请作者写稿，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交往方式。相信许多作者和杂志的交往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我看来，要保持和一份杂志真正良好的关系，投稿与约稿这两个阶段都很重要。一份好的杂志，经常需要从杂志以及读者的立场出发，组织作者撰写针对某些特定话题的文章，这时约请合适的作者就尤其重要，而善解人意的编辑，知道应该向哪些作者约写怎样的文章，尤其是知道如何让作者写出足以凸显其知识背景及思考的、与其性格情趣相宜的文章。
我曾经坚持认为一位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学识与专业的基础上对公众发言，但是既然是为杂志写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