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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稍有不慎，看走了眼就会犯大错。
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以翻译经典著称的知名出版机构，出现这样的错误大概有难言的苦衷。商务的经典翻译做得好的，都是由对作者思想素有研究的大家亲自操刀，老一辈如贺麟译黑格尔《小逻辑》，陈康译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杨人梗译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王亚南、郭大力译斯密《国富论》等。中青年中对原著在研究的基础上做翻译的，如邓晓芒译康德、倪梁康译胡塞尔、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张国清译罗蒂等，其译本质量也是得到学林嘉许的。译本有问题的皆是因为译者对原作者的思想研究不够或者不透。有的译者虽然语言水平不成问题，可是由于专业方面钻研不够深入，翻译出来的东西轻则关键术语和关键命题的处理不到位，让人有“隔”的感觉，重则简直不知所云，对读者产生误导。这样的例子不少，兹不一一列举。由于研究性译者或者校者的人选不足，一些重要的经典只能交给不是很合适的译者去翻译。况且，一些时效性强的著作也等不及发现合适的译者就必须尽早面世，也使得出版社只能委托给动作快但未必有专业造诣的译者。
鉴于中国学术界的翻译导向，一个错误的翻译带来的学术上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我们的翻译者应该谨慎、谨慎、再谨慎。“译事三难，信、达、雅”，信字为首，确实不假。对于经典著作来说，尤其是对于像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这样历经三十余年修改完善的经典著作来说，研究型翻译家永远是不可替代的。对于学术史上公认的经典，我们的译者千万要心怀虔敬，处处留意；而对于出版者而言，如何发现和挖掘、稳定经典作品的研究型翻译家队伍，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 徐雁平
钱穆先生（1895～1990）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读书淹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宏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是其一生著述的集成，连“总目”在内共五十四册，约一千七百万字。《全集》所收多种单行本著作，近十余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又一次推出钱先生的八卷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见到钱先生著述中最精要的部分了。
有学者将钱穆先生的著述分为三大类，即专门著作、通俗著作和介于二者之间的“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作”，专门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等（见韩复智《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要对这类著作做一公允的评说，因识见所限，无能为力；此处只选择稍微熟悉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以下简称《论丛八》）略作讨论。《论丛八》除自序外，收论文二十六篇。“自序”作于 1979年，钱穆先生在序文中述及民国二十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来研究清代学术之简况，前后近五十年，可见他对此一专题的长久关注。大致而言，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著述，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和《论丛》第八册最为重要。因第八册所收二十六篇论文此前不易见，更重要的是其中《〈清儒学案〉序》一篇牵涉诸多问题，故有必要对第八册作一述评；举一反三，由此亦可推想《论丛》的学术思想含量。
“学案体”及读书法
无论是《论丛八》，还是《学术史》和《国学概论》，钱穆先生在论某家之学时，常用《明儒学案》式的“学案体”或《颜氏学记》式的“学记体”方式来组织材料讨论问题。“学案体”和“学记体”虽略有差异，然皆重视采录学人的著述来显现其学术思想。钱先生在运用这种方式时，已有变通之举，那就是加强自己的判断和论述；不过，这种方式在不同的著作中表现的程度并不相同。在《国学概论》第九章中，摘录只是点到为止，在《学术史》中空间稍大，然亦受整体的学术史的结构的约制，亦不能全面展现；这种不足在《论丛八》中则得以弥补。譬如经过胡适、顾颉刚等大力表彰而“复活”的姚际恒（立方）在《学术史》中附于阎若璩毛奇龄之后，所占篇幅不过一页纸而已，而在《论丛八》中有两篇文章分别论及姚氏所著《礼记通论》和《诗经通论》；又如以编《朱子年谱》名世、作为宋明六百年理学殿军的王懋竑（白田），在《学术史》中附在李穆堂之后，而在《论丛》中则有二十一页纸的长文。此种篇幅上的差异，是因各书体制和作者读书范围变化造成；这种差异的存在，也表明我们在读《学术史》时，在了解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时，不能忽略《论丛八》的价值。事实上，钱先生在写这批论文时，有扩充增补《学术史》之意。检读《论丛八》，发现钱先生在行文中至少有十五次提及《学术史》；扩充增补《学术史》之意亦多次予以明示，如关于吕留良的《吕晚村学述》，“此篇稽之《晚村文集》，撮记其生平，以附本编稼书一篇之后，并以补往年《学术史》旧著所未详。徐世昌《清儒学案》摭述张杨园、陆稼书两家著述有关晚村生平者数事，殆似未见晚村集也。余撰《学术史》时，亦已据《晚村文集》，惟今所述，与《学术史》详略互异，读者可参阅。”（第136页）《论丛八》中除十一篇与《学术史》所论人物直接对应外，另外十人也可补《学术史》之未备。
钱穆先生喜用“学案体”或“学记体”这种传统的著述体例，其实隐涵了一种读书治学方式。这种体例要求撰者从头到尾看某一学人的著述，并细加体会从而择其精要。韩复智尝记录钱先生九十三岁在素书楼授课时的言语，其中有一段涉及读书方法：
我没有什么长处，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我有恒。我读书有恒。我每天必读书，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见前引文）
话语质朴无华，但其中却有大道理，那就是持之以恒地“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此即虚心体察的涵泳工夫。读书，先要平心静气体会著作者的为文意旨，若先存己见和怀疑，则读书不能入其内。严耕望回忆钱穆先生关于“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中有一段文字可与上文比照：
读一书，先要信任他，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治史三书》第242页）
这两段文字，其神理与《朱子语类》以及朱子在其他著述中论读书法的文字近似，钱穆先生编《朱子新学案》，将此类文字集辑一处，如“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就在其中。（《晦庵文集》卷四十八）朱子读书法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价值，在中国是无人可比；钱先生是近世朱子学的最大功臣，承继并践行此法，其轨迹在《论丛八》中历历可见。《王船山孟子性善义阐释》一文，专就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一书，将其中关于阐释孟子道性善之义的文字撮列举要，在所选文字之后加上按语，此乃先倾听前贤如何说，然后以己见与前贤商量讨论，务求“透露其精神，发明其宗旨”（第362页），而在论文前后，又有放开眼界作比较之语，将船山所述与前后学人略作比较，以示此问题源流衍变。此专就王夫之而言，而针对学人的众多著述所作的“学述”，在《论丛八》中有陆桴亭、顾亭林、陆稼书、吕晚村、王白田、钱竹汀、罗罗山、朱九江、章太炎九篇。在论说王懋竑（白田）的学术思想时，钱穆先生将其置入晚明以来朱子学的流衍之中考量，白田的学术活动集中在乾隆一朝，所以他“治朱子学，所信重固在义理，而其探讨之方法与途径，则一如当时之学风，主要在考据与注释之两者。”（第190页）也就是说白田以时人考据经学之法来治理学，所得甚丰；白田治朱子书外，亦旁及于考史，然“白田考史论史，率多从朱子语触发引申；非能从史籍自有超卓潜深之研究，此乃考据学者一通病。乾嘉以下清儒治经，自标以为汉儒之经学，然于古经籍及大义乃及汉儒通经致用之精神，渺不相涉，既已漫失其纲宗，徒于散末处枝节分别，以考以辨，用力甚勤，而所得实觳。”依钱先生之意，白田治朱子学，虽所得甚丰，然“自有一限量”（第202页）。读书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钱穆先生这段文字正是出乎其外的断语。我们常为大家著述中高明的断语所折服，其实此类精简的语句背后有大量的证据、史实和推导过程作为基础，而这些又不是一本书所能提供的，而是在“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中得出的。
考据学地位的变化
以上引评说王白田的一段文字中，可看出钱穆先生对乾嘉考据之学的评价并不高。钱先生擅长考据，《先秦诸子系年》即其代表作，此书也确立了他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然观其一生著述，以考据见长的著作比重较小，他的理想似是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更看重的是通人之学，而不是专家。
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
〔梁〕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国维〕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