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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迫使党团决议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社会民主党人报》谴责党团中的这一机会主义立场。党团声明报纸无权批评它的活动。党团对党报是否有权批评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异议。这个声明公布以后，报纸编辑部收到各地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和各地方组织的决议，抗议党团的错误立场和对该报的攻讦。“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党团多数被迫让步，1885年4月23日与报纸编辑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多数提出以帝国国会接受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国会拒绝了这些建议以后，党团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
马克思著名的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发表在该党的党刊《新时代》上的。注幅这一著作的公开发表，使得包括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大为不满，他们企图强令这一期《新时代》杂志全部停售，并警告它：今后不准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恩格斯对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错误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决不应当把党的报刊“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按：“反社会党人法”已于1890年10月1日废止）。他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你们曾企图强制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1881…1888年任俾斯麦政府内务大臣——引者注）有什么区别呢？……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
恩格斯在这里明白表示，他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对待党的报刊：党的领导机构应该对党的报刊保持道义上，也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而不应该在党内“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在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并且能够合法地进行活动的条件下更应该如此。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当时德国党的党报对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的。从后来的共运史看，这个问题具有共性，表现出东西方共产党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害怕、抵制新闻批评的特征，当然非共产党人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特性。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和解决，永远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我国有的学者就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党和党的报刊关系的论述，认为“是在他指导德国党的刊物批评德国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作出的；是针对德国党中央的情况和德国党报刊的状况提出的；是特定情况下的历史产物。其中虽有反映党的报刊工作的一般规律，以及反映党和党的报刊关系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确有一些结论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认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重心所在的德国党是在野党，恩格斯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党报面临的新情况，是值得仔细考虑的。’恩格斯当时是国际共运不容争辩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不属于哪一个党，不担任哪个党的领导职务，也没有直接掌握的报刊。他同德国党有特殊的关系。德国党刊《新时代》同德国党中央关于是否刊登《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争论，是在恩格斯亲自指导和强有力支持下进行、并且取得胜利的。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国际裁判’，《新时代》能在争论上获胜吗？德国党中央能容忍《新时代》的批评吗？现在国际共运中，根本不存在恩格斯这样的权威。”
笔者不以为然。恩格斯强调尊重党的报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虽然针对的是党刊《新时代》，但是不能将其看成是一个个案，否则我们就不能全面客观的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试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就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推而论之进行的分析和论述呢？“德国党是在野党”，既然处在无执政资源的在野党的地位的党都能够开展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批评，理由是“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一个建党八十多年、建国六十年，拥有数百万人民军队和七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面临”什么“新情况”，惧怕其党报（媒体）对自己进行批评？另外，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就是不开展或拒绝舆论监督的理由吗？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党内外难道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吗？假如当时《新时代》的争论没有获胜，能反证党报党刊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是错误的吗？试想：恩格斯如果在世，他又如何评论这一高见？
列宁等人关于党报批评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思想与理论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列宁根据党和党的报刊工作的新情况，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认为新闻事业应当成为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一切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组织上的领导和监督。
但是列宁在如上原则下，又提出具有创造性地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列宁一向把利用报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把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看成是实行党内民主的重要手段，并把它们作为形成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巩固党的团结和增强党的统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列宁认为，工人政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党的报刊没有任何回避、粉饰的必要。相反，应当为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提供保证，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观点的文章，以便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所争论问题的实质和意义，以便尽快地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获得统一。由此表明，在列宁看来，党内正常的争论和批评与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是对立的，不影响报纸的指导、组织等作用的发挥。只要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
列宁十分支持在报刊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批评。1900年，作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主要编委列宁，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地，我们还打算用很大的篇幅来展开论战。”“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不仅要求党的机关报向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敞开大门，而且还应该保证党员们自由批评党的中央机关的权利。1904年列宁在致《火星报》的信中指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和责难中央机关；如果这些责难不会带来抵制，不会拒绝有效的工作和停付资金，中央委员会不认为这些责难是可怕的。”
1906年5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莫斯科区300多名党员开会，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的总结时，就是不是容许在报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四大的决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孟什维克竭力限制围绕代表大会的决定开展思想斗争，认为只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才是允许的，并根据这个精神提出了决议案。列宁对孟什维克的决议提出了修正。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决定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党的报刊和群众集会上进行讨论。经列宁修改的决议案获得大会通过（仅39票反对），次日刊登在《浪潮报》第15号上，孟什维克竭力反对列宁的意见，于是便通过中央委员会针对列宁的修改意见起草了一项决议，对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为一致做出了具体规定。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极端错误地理解了党内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关系，立即写了《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22号。文章指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严肃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对批评自由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狭窄了；对行动一致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阔了。”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大错误就是，它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党组织事先的任何讨论”，就决定和公布了重大问题的决议。“事先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帮助它避免犯我们指出的这种错误的。”与此同时，列宁又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如果我们真正决定在我们党内严肃认真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