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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其窝囊和苦涩不亚于肉体的自杀。而“缺乏道德血液”这一远比GDP多寡还要致命的民族大患，也就在那时“打成”了！
1999年人民日报社老干局组织云南游，在丽江途中王若水先生曾和我谈到异化的问题，他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醍醐灌顶！其实，如今某些官员的“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及其种种无行，与文革中在疯狂打压下把人性异化为鬼、兽、神，全然是一脉相通的。当年运动中那些道义的积欠、是非的混淆和决策者、执行者、操作者上下交错的各种缺乏梳理和清理的道义“沉淀物”，并不会自动消灭得无影无踪。它会不断地发酵，并不断衍生出种种潜规则、腐败链等诸多新变种，猖獗地迫使社会付出天文数字般的代价。是的，由于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仍不乏见义勇为、愤世嫉俗、可歌可泣的英雄。但，道义不彰的旧溃疡与钱权交易的新病毒合流，形形色色人欲横流、道德沦落的泛滥，如今已达到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程度。陈良宇官至政治局委员还去搞腐败，程维高权至省委书记竟将反腐义士劳教，六旬劳模田文华靠毒奶害人发财、最近习水一些官员和教师竟堕落到奸污幼女……呜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没有追求、没有崇高，即便是富了，只能是贪婪无餍的四是经济动物，只会制造爆炸性的穷富差距。振兴中华，也要振兴道德，跛足走不了万里长征。此中死结在哪里？当其事者心知肚明。不能都像黄苗子、冯亦代有关事件这样时隔半个世纪后才以偶然形式被钩沉、被化解，那付出的代价和利息就太大啦！
化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道义“沉淀物”复杂吗？权衡利弊，事在人为。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领导机构的争论·靖 鸣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实际上是党报与党的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几代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总结。它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各项事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160多年来国际共运实践始终都未能很好解决，其争论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固然有许多因素起催化作用，然而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它们普遍存在没有处理好党报（媒体）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违背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的原理，剥夺人民群众和媒体对党和政府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导致其形成不被监督的特殊阶层，腐败加剧，最终丧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国党报（媒体）与党的关系的问题也始终未能很好解决。对国际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论作一粗浅描述和分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处理其关系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党报开展批评的理论与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应当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方面表现出大公无私，毫无顾忌，因为“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忌，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他们主持的《新莱茵报》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对敌人，该报的揭露毫不留情；对中间派、同盟者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缺陷，报纸的揭露同样毫不留情。马克思主编的世界上第一份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副标题出版的，然而恩格斯指出：“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份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时，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观认为，批评和监督无产阶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错误也是党报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对报刊批评也不是随心所欲、无所限制的，根据自己多年党报工作的经验，他们对党报如何正确履行监督批评的使命，提出了下列原则：
首先，党报开展监督和批评，要公正和坦率。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一再表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做了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党报就应该对之进行批评，他本人将“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他还指出，为了党本身的利益，这种利用报刊对党的机构和党的官吏的监督应该是经常性的，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
其次，党报批评不能违背道德、党的纲领和党的既定策略。对不直接从属于党执行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党的刊物，他们批评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恩格斯认为，这种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第三，党报批评要注意不使敌人获得“窥视内幕”的机会。
第四，党报进行批评还要注意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整个党的错误区别开。把责任分清。恩格斯认为，党的官吏可能犯这种那种错误，但整个工人政党却在前进。对官吏的监督和批评，不应影响对整个运动和整个党的机构的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利用党报党刊对党的领导人进行公开监督和公开批评，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恩格斯举例说，党的领导人在航运津贴案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俯首听命的庸俗作风，党是用自己的力量借助批评纠正的。其二，群众有能力开展批评并使这种批评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于批评党的领导人错误而陷入困境时，恩格斯建议编辑请群众出来讲话，让“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到那时候，“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而这些领袖们就会“真正大出其丑”。其三，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民主监督，是党的报刊的使命，也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恩格斯特别强调，在党内，没人可以超乎批评之上。
恩格斯认为党报对党的领导成员应有监督的作用，甚至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阻止做什么事情。
鉴于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批评问题上主要倾向是反对甚至压制党内同志对他们进行批评，恩格斯在这一时期谈及党内批评问题的言论中，有不少是分析党的领导者为什么是可以被批评的。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人不是凌驾于全党之上、主宰党的命运的主人，而是受全党委托、担负某些重要职务的仆人。因此，他们的工作理应受到全党的监督。恩格斯在1891年2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善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恩格斯曾经说过：“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批评（包括自我批评）来维持生命力的。因为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纠正自己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以便学会更好的工作。对党来说，这样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而对于那些影响到党的纲领、路线的重大的政治上、理论上的错误，对于那些“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只要条件允许，就必须在报刊上公开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党报的批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的积极的理论先驱和倡导者，也是热情的身体力行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并勇于与反对者进行斗争。《新莱茵报》创刊后第二天，马克思就在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因而在当时进行的革命中“遭到了失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曾经行使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力，它是不情愿接受甚至压制党报对其批评的。议会党团压制党的报刊对它进行批评的突出例子，就是所谓的“凯泽尔事件”。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经党团准许在国会发表了为俾斯麦政府提出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由于这是一个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而有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案，马克思称凯泽尔的辩护演说是“可耻演说”。为此，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麦·凯泽尔违反党的纪律。可是党团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摘希尔施在报刊上批评党团成员是违反党的纪律，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党团这种压制批评的行径，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为了维护党的报刊开展党内批评的正当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陈述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指出：党团压制希尔施对凯泽尔的行为的批评是极其错误的，是违背党的原则的。
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迫使党团决议准备投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