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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硕果仅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几十年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