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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地印发纸币，其通货的混乱与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经济危机之中受害最大的是民生。一般来说，当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时，政府应当通过减免税收、平抑物价、提高就业等措施使人民得以生存，但是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国民政府，根本来不及实施有效措施挽救民生，相反却漫无休止地增加苛捐杂税，以至坊间戏称“民国万税”，林语堂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余屁无捐”。这也就难怪储安平做出了“一场烂污”的断语。这样的政府不塌台，真是天理不容。
其次，通货膨胀多与战乱有关，而《观察》认为“战争无正义”。《观察》与自由主义一样，适于和平建设，每遇到极权当道或战乱频仍，则无用武之地，正如丁文江所说，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观察》恰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中，其式微与停刊是必然的事，似乎并非最值得可惜的事。不过《观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论述，比如关于“战争无正义”的判断，至今值得人们深思。这里不妨援引《观察》主要作者杨人楩《内战论》（《观察》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里的一段话：“战争是集体的犯罪，内战尤然。……一、生命的伤害——伤亡、疠疫，与屠杀；二、物质的毁灭；三、经济的崩溃；四、人权遭受蹂躏（贤如林肯，亦曾取消人身权）；五、外力的干涉；六、文化衰落；及七、道德堕落。有些史学家认为战争有沟通文化的功用；内战却连这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是发生在同一文化的民族中。道德堕落是无形的损害，然而也是最足以断丧元气的损害。参加内战的一方，为着要克服其敌人，不免要猜疑、嫉妒、虚伪、欺骗、阴谋，甚至有丧失人性的残暴。处于夹攻中的人民，为着生存不能不降低其道德水准，以期逃过炮火与猜疑的二重威胁。人生态度非流于厌世与玩世，便是投机取巧以苟活，敢于坚持一己的操守而与现实斗争的，定是少数中的少数。内战时期愈久，好人愈不易生存，留下的纵非全是坏人，却可能是些懦夫与乡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一切战争的确都是人类的内战，而所有内战都不曾解决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战争双方许下的诺言都难以兑现。文章的观点可能值得辩证，但是却符合中国传统的“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值得人们三思。
再次，《观察》停刊的最终原因是国民政府舆论一律、禁止言论自由的极权统治。《观察》中许多文章涉及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对国民政府取缔民盟、镇压大学生干政，对民主选举、教育改革、币制改革等都表现了高度的关注。因为《观察》是一个揭丑的媒体，所以不能见容于国民政府；当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节节败退的时候，再也不能保留这个装饰性的杂志，直接对这个自由之声进行了封杀。孰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国人“道路以目”的时候，也正是火山爆发的时刻。极权统治者以封杀舆论的方式阻遏人民发声，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为思想是无法扼杀的，正所谓愚民者自愚，古往今来哪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政府不都在加速自己灭亡？！
第四，中国自由主义存在着“先天不足”。自由主义思想自严复引入，胡适将其发扬光大，罗隆基、储安平接续，乃至雷震在台湾赓续，一直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下。在既缺乏法律保障、自由经济与和平环境，又处于左右两股势力双向夹击的情形下，自由主义者偏偏左右开弓，导致左右失源；其精英主义性质也使他们缺少群众基础，言之凿凿却回应无声。因而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正如李泽厚所说：“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中国思想史》下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50页。）自由主义运作需要秩序，在无序的国度与岁月里，自由主义是“无根”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用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湮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美＇德里格：《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7…378页。）“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79页。）因此，有研究者断言，虽然“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说在中国已经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已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61页。）但是，自由主义历史也证明，自由主义就是一面镜子——它能存在的环境，必然是言论自由的社会、和平发展的世界、经济繁荣的时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马昌海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年仅14岁，原本没有打人资格的陈凯歌，在从众心态的驱使下，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自己人”，为了摆脱孤独的恐惧感，于是打了人。他打的第一个人正是自己在批斗会上的父亲，却博得了众人的喝彩！作家老鬼在其自传体小说中也真诚坦率地描述了自己对家庭、对两个姐姐特别是对其母亲杨沫（《青春之歌》的作者）残忍粗暴的造反行为。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构成了我们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使被整对象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作用被放大、固化。当一个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之后，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只要你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你的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雠，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韦君宜先生说：那些已经成名的知青作家们，“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是怎样变成了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见《黄河》1998年第5期）。一些红卫兵不仅打校长、老师，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还打自己的同学，而且下手十分狠毒。有的红卫兵还专门到各机关、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区去轮番打人，甚至跑到郊区农村去殴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分子”。陈凯歌回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乃至杀害，使我在20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得其解。”当打人和暴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光荣、一种仪式、一种特权的时候，这些打人施暴者从小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教育，难道还不应该彻底反思吗？
这一代“老三届”（1966年一1968年）中学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狂热、偏执、狭隘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并在“文革”中以夸大、扭曲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