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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与活力的新政权深感钦佩。储安平向中共提出复刊请求，经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促成，周恩来批示，《观察》终于在北京重新面世。复刊后的《观察》的售价在半年里一度增至初始价的六倍，但随即回落。这从一方面表现出新政权对物价的稳定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此时的《观察》从作者到文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复刊号“本社同人”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写道：“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恨。”这种革命话语恐怕绝非出自储安平之手。《观察》第六卷第二期（1949。11。16）开始增设“社论”，这一期上的社论是《师法十月革命的原则性——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等，让人觉得它已变成了一份“革命刊物”。另外，这一期上还有费孝通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等文章，已初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声。果然，第六卷第六期（1950。1。16）就有了焦孟甫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费孝通的《什么叫搞通了思想》等文章。不仅如此，早在第六卷第四期（1949。12。16）就开设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刊有社论《斯大林教导了我们》，另有编辑部文章《斯大林的生平》、郭沫若的诗歌《我向你高呼万岁》。郭沫若的诗写到：“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此时的《观察》已不再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而变成了新政权的一面战旗，一面战鼓，一只号角。至1950年5月16日，《观察》出至第六卷第十四期，在封二上发表“改组声明”：“《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
《观察》的稿费及印张的增减
《观察》的稿费在三年里有过十余次提高，单从数额上看，共提高了近百倍。其中的主要原因绝非杂志高盈利的回报，不过是物价飞涨而随行就市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是，其稿费的提高速率却远远低于其售价的提高速率。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稿酬了吧！可叹的是，这些稿酬连能否让作者借以糊口都谈不上，更难以作为“幸福生活”的参考指数。
面对困难，《观察》可以说做到了处心积虑、精打细算。一方面是开源。杂志广告渐少，就只有一再提高售价。另一方面是节流。比如第三卷第十七期（1947。12。20）的“编者报告”说，投稿者若要求退稿，则必须随稿附回寄信封及邮票；另外希望定户能寄还信袋，以便再利用。于此同时，杂志停止赠阅以减少开支；原来执行的“文到即付”稿费支付法也暂停……可见其运营资金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为了缩减开支，《观察》还通过减少印张来维持。实际上，《观察》自创刊起，纸张质量就远不如《新月》那样精美。但是套红、彩印、制图等技术的运用还是显示了十余年间的印刷技术的进步。但是为了节约开支，《观察》不得不将其印张由24页压至20页（第三卷第十八期，1947。12。27），再减到16页（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12页（第四卷第二十一期，1948。7。31）的最低印张——还不及其最盛时期的一半印张。在《观察》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取消套色彩印，大量减少图片，以缩减制版费；及至最后阶段，杂志不得不取消了精印的封面（第五卷第九期，1948。10。23），印刷用纸降低为粗糙的再生纸，纸张上时有残存的字迹隐现……如果有人曾浏览过民国时期的报刊，就会发现，只有在抗战最严峻的1940年前后王平陵主编的《文艺月刊》中曾使用过类似劣等的纸张。
《观察》对于经济危机的文字记载
处于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观察》自然会多有抨击之声。
首先是读者来信反映了平民的抱怨。《观察》第三卷第十一期（1947。11。18）载读者来信《白报纸的浪费》，说“双十节”各报出特刊，卖不完的报纸“便卖给收旧报纸的人，拿去作为包花生米等用。听说一张整张而不破碎的旧报纸，即值四五百元。”一张报纸的“废品收购价”达到这样高的程度，足见其货币贬值的程度。第三卷第十四期（1947。11。29）载北平读者赵质君来信说：他在王府井一皮货商店里，见一贵妇人以七亿五千万元购买一貂皮大衣，开出三张支票。而赵质君的月薪刚上调至一百五十万元。要想买此大衣，不吃不喝也要四十一年零八个月才能凑足。感叹严寒袭来，穷人衣何在？第三卷第二十三期（1948。1。24）刊登《观察文摘》，其中有陆志韦的《今年的起码希望》，称当时的棒子面一万块钱一斤……从中不难看出民生的艰难。
其实抱怨物价飞涨的不仅是平民和小职员，即使大学教授这样的精英人群，也叫苦不迭。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载署名“光·谟”的《读者投书：武大两教授病逝》，文章写道：“编者先生：武大真不幸，最近连死了两个教授。一个是工学院的刘树桢教授，因为心脏病死于武大医院，临死时家里仅留有二十多万国币，但刘教授家里还留有一妻一儿二女，都是亟待救济的。假如不是武大师生的捐助，恐怕刘教授要光身人士。可怜！可痛！……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国宝人师，是多么令人尊敬，令人重视呵！可是时至今日，教授死了，如果没有穷学生们的捐助，便会光身入土，这个世界太惨酷了！中国人心太毒辣了！……唉！这是谁在作孽，谁的罪恶？”与上文联系，如果一万国币一斤棒子面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刘树桢教授死时，家里只有二十斤棒子面。随后，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在《一颗微妙的心》（《观察》第四卷第七期，1948。4。10）中说：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千八百元值一斤二两金子，而到了1948年，一斤二两金子只能买十来捆柴。第四卷第十八期（1948。6。26）又有武汉大学教授刘涤源的《物价狂涨！物价狂涨》一文；第四卷第十九期（1948。7。3）报道各地抢米风潮刮起；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载笪移今的《物价涨风的新阶段》……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情形，恐怕只能说是“怨声载道”啦。
在艰难的时事中，创办一种严肃杂志无疑是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的。《观察》在创刊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创刊号刊发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就指出了这种困境：“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动荡，经济凋敞，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之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但是，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充分显示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
令人感佩的是，《观察》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发行量直线攀升。储安平在《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1948。2。7）中说，《观察》杂志第一卷的销量是八千份，第二卷是一万六千份，第三卷是二万四千份。《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报告书》则指出，开支在半年里上涨20倍，售价上涨13倍，但第四卷的销量却由24000份提高到50000份，其中固定的定户有16086名。不仅如此，他们还推出了“观察丛书”，包括：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潘光旦《政治学罪言》、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费孝通《乡土建设》和《乡土中国》、塔塔木林《红毛长谈》、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储安平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办刊的过程中深知胡适那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含义，因此他特别注重交往与沟通。但是在强大的经济危机和国忧民瘼面前，储安平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在《观察》第五卷第十一期（1948。11。6）上，发表了著名的《一场烂污》一文，谈到金元券在70天里打了个对折，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令国人大失所望，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连最温和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愤怒起来的时候，这个政权注定要覆灭了。——历史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点。
《观察》是一面观察历史的镜子
通观《观察》“身价”的外部观察，人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
首先，经济危机是政府塌台的前兆。无论是一战后的德国，还是1949年的国民政府，其通货膨胀都是因为长期的兵燹战乱、穷兵黩武。何况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从未在政治、军事上真正统一过，因此币制也就混乱。40年代末，在解放区流通有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等，国统区有法币、东北流通券与金元券。各地为支付军费开支而无节制地印发纸币，其通货的混乱与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经济危机之中受害最大的是民生。一般来说，当国家处